闽西根据地“社会民主党”冤案

悲剧源于一句喊错的口号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注)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在当时,开会时振臂喊口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全场与会者都会跟着喊,谁不喊谁就有问题。至于喊的什么口号,当时是不加思索的,只要有人领头喊。在这次会上,偏偏有一个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远东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谈到国际问题的那一部分,正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原则上完全同意这个部分,只是认为在关于同左翼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一条上补充含糊的一句话是非常不够的。反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揭露他们的改良主义欺骗,是现在争取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重要策略措施之一。此外,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及策略上的差别,是共产国际同右倾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条作出补充。     

闽西古代野人“山都木客”

在我国早有“野人”之说。而在闽西山区,唐宋之时,也生存着一种似人非人的“山都木客”,同被称作“野人”,这是鲜为人知的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中的共产国际因素分析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要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各方面的原因之中,共产国际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 ,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不同意见及其争论的结果等 ,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各有其演变脉络 ,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相比较而言 ,第二层次的矛盾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康生投机革命的一次“表演”

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面一元”效用

共产国际虽然仅有二十四年的历史,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面一元"效用却贯穿于后者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全过程。这种"两面一元"效用,即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面"助推剂"效应与反面"催化剂"作用,两"剂"并进合化"一元"从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林彪精心设计的一场“接见”

李德生从“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到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个中的缘由，他自己并不知情。李德生甚至以为，通过这几个月的实践，使自己熟悉总政治部工作的大体情形，这个时候，正式任命比较合适。     

祭祖与礼佛: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

自雍正以降,养心殿一区成为清代宫廷的政治枢纽和帝王生活起居之所,其中至少分布着四个佛堂区。通过对这些佛堂及其内部供奉的梳理,作者发现该区域的佛堂以藏传佛教佛堂规模最大;而同样以佛堂命名的东佛堂(东配殿),其实是以祭祖为主要功能的亦佛堂亦宗庙的建筑;此外在养心殿天花上还供有雍正九年安奉的藏汉佛教与道教混合的五块一组符板。作者认为,养心殿一区佛堂体现出汉藏佛教、汉地传统祖先崇拜与清宫满族传统信仰等多元并存的现象,清帝在对待祭祖、佛教与道教方面表现出实用主义的态度。     

蒋经国的“苏式革命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不久,刚刚结束了长达12年留苏生活的蒋经国,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极力引荐下,于1938年1月携妻儿江西任职。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是当时主要痛苦之一。在全国开展战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蒋经国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这个行政区习惯称赣南,下辖赣县、寻乌等11个县。     

毛泽东导演的一场“空城计”

1948年秋,正当我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役,华北军区部队在太原、察绥地区开展秋季攻势之时,蒋介石趁我后方空虚,调兵遣将,意欲突袭石家庄,一举“捣毁中共统帅部”,扭转败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导演了一场兵不厌诈的“空城计”,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时为新华社记者的解力夫对此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     

“二十一条”一场“死案”的较量

『二十一条』,在当年看来,是一个左也是死、右也是死的『死案』,在后世看来,更是一个板上钉钉、永世不得翻身的『死案』。然而,百年的沉淀后,它日渐清晰的轮廓却让人大吃一惊。这是一次确凿的耻辱,但不是一场束手就擒的游戏,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外交的一次『总动员』,其中种种手段,不乏缜密,不乏细腻,也为这场较量带来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成鱼翻身,却让人多多少少开始怀疑：『二十一条』,真的算是签过了吗？     

一场“中日结盟”的闹剧

众所周知,近代历史上,中日一直是对宿敌。然而,近年来,有清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罕见的史料：戊戌变法之后,清廷曾经主动向日本示好,甚至提出结盟的主张。然而,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外交行动,却难以在清宫档案中找到完整的记录。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孔祥吉教授,多年致力于晚清外交史研究,可他也只找到只鳞片爪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这对于多年爬梳史料的孔教授而言,绝非偶然。     

街拍 一场平民文化“盛宴”

街拍是一种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化,最早是源于时尚杂志的需求,用相机捕捉街上的时尚元素,还要传递来自民间的流行信息,于是所谓"街头秀"就应运而生。如今,"街拍"活动正逐步成为国内年轻人一项新的街头文化活动。——百度百科     

中共创建初期的“小组织”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些党员针对中央局与上海地委的组织现状,提出强化纪律和规范组织生活的建议。这些主张相近者聚拢成团并进行独立政治决策,逐渐被党内冠以“小组织”之名。中共二大后,小组织籍国共合作问题“包围”陈独秀,致使陈独秀提出辞职。西湖会议期间,马林将小组织问题付诸全党讨论,维护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随着党内反对小组织的批评声浪升高,为彻底解决该问题积累了主客观条件。最终。张国焘在中共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小组织随之消散。中共三大为吸取小组织问题带来的经验教训,首次确立了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组织原则,强调全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共成功化解小组织问题,对推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和实践“铁的纪律”产生了深远影响。     

蒋介石导演的一场“劝进秀”

1944年1月10日,陪都重庆突然显得格外热闹。从两路口到复兴关,沿途张灯结彩,扎了许多牌楼,马路上车辆拥挤,人群熙熙攘攘,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所在地复兴关,更是岗哨林立,彩旗飘扬,笼罩在一片节日喜庆的气氛之中。然而,这一天,既非节,又非年,这样隆重热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天正在排演一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     

春天里的一场“彩色大雪”

沙尘突袭北京的那一夜,我梦到了一场大雪。模模糊糊的梦境里,我到了一个苍茫又凛冽的地方。那是一片无垠的旷野,我记不清自己穿着多厚的衣服,只觉得头皮发冷。没多久,天空缓缓地飘起了雪,粉的、红的、黄的、紫的雪花倾泻而下,像极了演唱会散场时飘落的彩带。还没来得及等这场彩色的雪堆积成一幅壮丽的画,我就被裹挟着雪花的冷风“提了个醒”。     

一场新的“分税”革命

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新的税收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交通运输与服务行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形成了三重利益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分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绎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