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

自程敏政统宗谱刊梓之后,徽州程氏一直就存在着程敏政"冒祖附族"的种种说法,程敏政伪造近祖谱系似不能成立,他主要是用氏族家法构造了远祖谱系.程敏政"冒祖附族"说的产生与广泛流传有其社会原因,这就是徽州程氏的各宗支,为了维护祖先崇拜信仰、宗族凝聚力以及宗族地位,反对程敏政修改其早期祖先谱系.     

程敏政统宗谱法与徽州谱法发展

明成化年间程敏政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为徽州谱法以及谱系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谱法既强调谱系文献考证的意义,又强调世家统宗的宗法收族主张,对徽州谱法以及谱系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正是在对程敏政统宗谱法的讨论与批评中,徽州宗族形成了以统宗收族为根本、以存疑存阙为史法的徽州谱法。     

祥异，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解读弘治《徽州府志·祥异》

祥异是明清地方志中用以记载自然灾害和祥瑞的,其内容一般都是自然现象,但背后却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用以讥讽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文章以弘治《徽州府志·祥异》为例,重点揭露“祥异”背后的政治玄机。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

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陈东辉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因其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以下简称《义证》）,而与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并称为“说文四大家”。然而,后人对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很不平稳,其中关于段玉裁及其所著之《说文解字注》的论文最多,数量远超桂、朱、...     

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字典,是我国古代极其珍贵的一座语言学宝库。我们现在看到的《说文解字》的传本,是南唐和宋初徐锴、徐铉的小徐本和大徐本。在晚清著名学者莫友芝发现《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以下简称《唐本》）之前,清代学者研治《说文》、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南唐以前的《说文》版本。因此,莫友芝考鉴的《唐本》,是迄今的为止海内外学术界最早的《说文》写本。莫氏为此精心撰作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以下简称《笺异》）,在晚清以来学术界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现代著名学者丁福保先生在其《说…     

也为“复得徽州”说几句实话

2001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发表老作家袁鹰同志的题为《襄阳,徽州,还有其他》的文章。文章以无可争辩的笔触,写出人文、历史、地理知识和当代民情。读了之后,令人感服。除了向有关同志推荐外,我也说几句有关徽州的话。文中提及两位已故老同志生前写的文章和说的话。一位是我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同志写的《徽州何时失而复得?》的文章,一位是江苏省文联主席艾煊同志说的“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的话。如今这两位老学者都先后远去了,把复得徽州的心愿留给了世人,昭示着后生们继续争取。追忆起远方同志在思考“复得徽州”这个题目…     

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

长期以来 ,法律史学界把中英《马凯条约》第十二款关于英国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的承诺视为晚清法律改革的主因。而历史的真相是 ,1 90 2年商约谈判时张之洞主导制定了这一条款 ,首倡“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 ,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内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1 90 7年后张之洞又否定了“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 ,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沈家本在他看来过于“西化”的法律改革模式 ,以维护其“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思路。这一过程表明 ,领事裁判权问题始终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事实上 ,晚清法律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 ,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的 ,它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     

从鹅湖之会看朱陆思想的异同

朱学和陆学同属于唯心主义学说,但由于朱熹和陆九渊的禀赋和治学方法的不同,两者的学说有很大区别。公元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在江西信江鹅湖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但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以后两派形同水火,分歧达到顶峰。由此也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思考,产生了"和会朱陆"的思想。本文试从鹅湖之会探析朱陆思想的异同之处。     

操控理论视角下晚清《福尔摩斯探案集》译本分析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侦探小说的巅峰之作,它符合了晚清“改良政治、开启民智”的教育需求。一经引入便掀起了翻译热潮。然而,晚清《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译本中普遍存在删减、增添、改写等现象,后世的学者们“非议颇多”,大多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是对原著“不忠实”的。对此,本文拟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出发,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角度分析当时翻译中出现的操控现象,对当时采取的删减、增添、改写等翻译策略进行解释,从而对晚清《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状况予以一个较新的客观评价。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西行和歌的一个特征--"身"与"心"

一 西行[1]和歌には「身」と「心」の语が多くみろれる.久保田淳氏は、みずからの心情を大切にするところに西行の文学の根元を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る[2].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