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废绝的老北京几个行业（一）

北京旧有的行业中,在近60年内废绝不少,有些是现在的年轻人没听说过的。这些已废的行业曾兴旺过二百多年。考其兴衰演变,皆与旗人有关。当年旗人是这些行业的好主顾,旗人衰败,这些行业随之而衰,至于废绝。兹举：当铺、冰窖、油坊、杠房、干果子铺、果局子、烟儿铺、鼻烟儿铺、切面铺（二荤铺）、小器作、棚铺、家伙座儿。没门脸的有：井窝子、排子车、打鼓儿的、租孝服、口子。     

道咸后形成的老北京婚俗（二）

婚礼的第三步是：迎娶、响房发轿、娶亲送亲、扶轿杆儿、见而分大小、吃酒开箱、拜客、回门。这第三步是最高潮和其后的尾声,以前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这第三步的准备。     

有趣的老北京土话

活跃在老北京人口头上的北京土语，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而趣味盎然。 以吃而论，文学作品比喻贪吃者常用“饕餮”一词，到了老北京人嘴里，却说“带爪儿的不吃土鳖，带腿儿的不吃板凳”。     

关于志书体例的几点思考（二）

三、关于体裁和表现形式的扩大和应用问题 首轮修志,继承了历史上志书的七种体裁。即述、记、志、传、图、表、录。其中“录”实际上什么形式都有,包括文件、文章、诗词、专记、序文、碑文……等等。在两轮修志实践中．上述各种体裁,也有一些变化和发展。如“述”发展为总述、综述、概述三级和无题小序,“述”也不一定是一篇整体性很强的文章,可以由几个相对独立的专题所组成（如河南省《商丘地区志》）。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     

一笔字的因缘（二）

后来国际佛光会成立，他们常常在各地举行义卖会、筹款餐会，都来跟我要一两张字跟他们结缘，甚至于社会上的慈善义卖，也要我帮忙写字。我觉得自己的字实在写得不好，可是想到为善不能落于人后．大家既然不嫌弃，只得硬起头皮，用心来写。     

和黄华携手走过的日子（二）

1965年11月,黄华和我从加纳奉调回国,为黄华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当大使做准备。1966年初,黄华接到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任大使,我也随行。出国不久,国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黄华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发出指示,要使馆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     

在贵州的五个春秋（上）

鲁瑞林,1911年生于甘肃临夏市鲁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历任指导员、营长、科长、军供给部政委,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跟随中央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股长、科长、先遣支队副司令员、分区政委、司令员,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安阳、百团大战等战役。解放战争历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副军长、军政委、参加了上党、临汾、晋中、太原、扶眉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康军区副政委。西康省副主席、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9月奉中央调令来贵州,先后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文是鲁瑞林同志在贵州工作五年的回忆,分上、下两部分连载。     

记1976年在溧水县与“四人帮”势力斗争的几个片段

<正>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历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并不平坦通畅,一路阳光,也有黑云压城,风雨交加。下面记录的是1976年"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时,我们在溧水县与"四人帮"势力斗争的那段岁月。1976年,我在镇江地委宣传部工作,约3月底,     

一九五八年的河南教育“大跃进”（二）——教育工作回忆之一

八大二次会议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5月5日开幕的。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犯有右倾保守错误的同志,有些在会上作了检讨,有些受到批判。河南代表吴芝圃。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公开批判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河南代表团其他同志在小组会上也接连对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展开了斗争,揭开了河南全省批判“潘杨王”的序幕。     

我任郑州市市长期间的几件事（六）

六、郑州日产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但郑州的经济发展还停留在计划为主、国有为主的状态,马路市场就算个体私营经济了。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中国从此不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逐步明晰,全国上下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     

溥仪与溥杰的患难兄弟情（中）——难兄维弟纷纷落水

“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政治密谋 溥仪和溥杰的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天津和东京之间,形成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说到底,这是中国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沟通的神经。日本军阀曾利用这根神经,向溥仪传递信息,试探他的反应,借以决定相关的对华政策。     

“五四”那天留下的十八个历史谜团（连载三）

十三、守卫曹宅的警力之谜：几人、几十人还是上百人？ 学生队伍一路上高呼口号,走在前往赵家楼的路上时．北洋军阀政府派来了大批警察跟随在游行队伍的两侧,每隔十几个人的距离就有一个警察持枪随行。据王统照回忆说：“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而且,细心的王统照发现．“大队快进‘赵家楼’时,夹在我们两旁的武装军警突然像稍微少了一些。”     

一九五八年的河南教育“大跃进”（一）——教育工作回忆之一

说明 从1958年到1983年,我在河南省教育厅工作了整整25年。离休之后,回过头来看一看走过的道路,想一想经过的里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准备根据自己的日记和笔记把这些年教育工作的经历整理出来,定名为《曲折前进的25年》,副题是《教育工作的回忆》。《1958年的河南教育“大跃进”》是这个总题的第一部分。     

为了共同的未来——亲历“可持续发展”30年（下）

首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出台 随着“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在1998年建议：对应国际标准编制一套系统的年度报告,深入研究、追踪“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大力支持,他说：“老牛,你要真下决心做这件事,你的团队就必须心无旁骛,也不要找什么机会到社会上去搞创收,     

难忘的黄湖农场四年（下）——纪念共青团中央干部下放劳动30周年

八、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胡耀邦同志于1969年4月下放到共青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1972年2月初回北京探亲。经批准此后便留在北京,一是学习,二是治病,三是写检查,没有再回干校。     

难忘的黄湖农场四年（上）——纪念共青团中央干部下放劳动30周年

黄湖农场始建于1958年,位于河南省潢川县东北部,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的春河与白露河汇流处,总面积10．5平方公里。当时,河南省人民委员会。投资46万元,信阳专区。调拨4台拖拉机,始建国营黄湖机耕农场。1969年3月,共青团中央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胡耀邦。等一大批团中央领导到农场生活战斗。1973年4月,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同志陆续回京。     

一九五八年的河南教育“大跃进”（三）——教育工作回忆之一

公社的集体化和学校的“四集体”康生在郑州讲了这么多话之后,就往洛阳等地去了。他说到下边看过后还要回来。我们利用这个空隙又到漯河、郾城等地了解一下公社化后和大炼钢铁中教育方面的情况。一到下边,就看到各地都在并村、并校,实行集体化、军事化。有些地方已经建立起公共食堂,吃饭实行了集体化。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