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灭

江青勾结林彪并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同志三次亲笔修改,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纪要》的理论支柱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建国17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以及所谓的“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纪要》的出笼是自上而下的、空前的、全国性的、关乎存亡大局的一次重要发动;在江青亲自组织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把盖子完全揭开。一场猝不及防的劫难席卷文艺界,继而教育界,继而各条战线,揪北京市委,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成了阎王殿里的黑线头目,文艺团体和机关成了裴多斐俱乐部式的黑窝,作家艺术家掉队了、烂掉了、叛变了,成了黑帮黑线人物。在一次会上,江青一口气枪毙了50多部电影,禁锢200多部影片,建国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顷刻变为毒草。《红河激浪》一案株连数千人,《     

《周扬文集》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周扬为总结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所写的一篇长文,毛泽东作过很多重要修改。今天看来,该文很“左”,很粗暴,错误地点了许多文化人的名字。于是,在编辑《周扬文集》时就出现了争论。一种意见是不收,理由是,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已经平反,把这些旧账再翻腾出来,恐不利于团结;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作些说明,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纠正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应该收。周扬本人赞同后一种观点,但是,最终还是没     

《天云山传奇》大讨论纪实（下）

《文艺报》1982年第六期“讨论会”栏中,在目录上以加黑体的方式醒目地发表了孙冶方的《也评〈天云山传奇〉》一文,编者还特意在孙文前加了“编者按”：“本刊第四期发表袁康、晓文同志的《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以来,受到了读者、观众和文艺界同志的广泛注意,许多同志寄来了稿件,积极参加讨论。     

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吴江同志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就其认识,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二是重新认识究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该书汇集了作者的13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内分11个部分,最后两部分的小标题是：《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这两部分冠以《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总题发表,以飨读者。文中“甲”为友人,“乙”为吴江同志。     

围绕湘剧《园丁之歌》的一场激烈斗争

“文革”岁月,令人捉摸不透的政治斗争往往围绕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展开。《园丁之歌》,是反映小学教师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并健康成长、具有积极内容的湘剧作品,却被插手文艺界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没人能料到,一句“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台词竟刺激了这些视文化为仇敌的政客们。万般无奈之际,湖南省委的同志设法让小住长沙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园丁之歌》,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关于田汉同志手迹的一点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荟萃在广西桂林。当时,我在桂林《大公报》作记者。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田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一年前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悍然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进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断送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七律》中的“今日危机同昔日,各抛心力起狂飙”两句诗,就是田汉同志对蒋介石反     

陈垣同志解放前已刊论著目录系年

一九五八年,我曾编写过一本《陈垣同志已刊论文目录》初稿。一九六○年重订一次,重订稿曾经陈垣同志亲自审阅。现在的这个目录,是在重订稿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写成。辛亥革命前后,陈垣同志曾参加推翻清皇朝的活动。一九○四年开始,他在广州主编《时事画报》。一九一一年开始,主编《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鸡鸣录》取《诗·国风·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他自己经常为这两个报刊撰     

重读赵丹遗言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特别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在戏剧电影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黄胄如何成为“驴贩子”

十年动乱一开始,“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率先向党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革命大批判”,在向“彭罗陆杨”特别是“三家村黑帮”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丘赫拉依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也向部队文艺界一些同志开了刀,第一个是总政文化部原副部长兼总政文工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其通。继批判陈其通之后,又接着揪出了两个军内知名人物,他们一是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的画家黄胄,一是原《星火燎原》编辑部的作家王愿坚,这二人和陈其通都是总政圈定的第一批必须公开批判的“反动分子”。黄胄是个画家,所以由军…     

荣县抗战初期的流火社与《流火》

《流火》是荣县抗日战争初期,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成都分会有密切联系,并受到老舍、胡风、常任使、赵清阁、周文等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的一个抗战月刊,与当时内江的《文化动员》(不定期的文化综合刊物)为姊妹刊,在川中都办得有声有色,胡风同志认为“在地方能出版这样的杂志,很不容易”。1987年3月,我们在内江拜访了《流火》编委之一的、现任内江市政协副主席的刘石夷同志(即砀叔),他不仅热情地介绍了当时出版杂志的     

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它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引起文艺界、史学界、哲学界的巨大反响。吴晗被迫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然而,社会上对姚文元文章和吴晗检讨的反响已无足轻重。政界或上层的态度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评《海瑞罢官》及吴晗的检讨,上层主要有如下四种异见:     

略论彭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并分管政法战线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他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批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10月12日,是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缅怀彭真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时,探索彭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     

我的一段编辑生活

一个作家的成长，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文学刊物对作家的迅速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文革”十年动乱，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在一片混乱中度过，特别是文艺部门，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一切工作陷于瘫痪，各级文联机构也被撤销，直到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把邓小平请出山来，人们才看到一线曙光。这期间，我省文艺领导也认识到，现在是该站出来工作的时候了，首先考虑到先把停刊多年的刊物办起来，然后逐步恢复文联。于是便在原文联留守人员中，成立编辑组和美术组，任命王树艺为美术组长，把我从艺术馆调出来任编辑组长。办刊物首先是稿源问题。为筹集稿件，邢立斌同志亲自出马，带领一些同志到绥阳县，开办一个笔会式的改稿班。这一举措，成为日后《山花》每年举办一期改稿班的先例。一个月的改稿班结束，果然筹集到一批稿件。这样两月一期的《贵州文艺》，基本上做到按时出刊。刊物究竟能否正常按时出刊？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因那时“文革”并未结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不定。１９７５年，“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小平同志再次遭难，人们又陷入沉思困境之中。特别是１９７６年初，“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通过文化部的爪牙，在文艺界掀起一场大写...     

任仲夷谈改革开放中的十种关系

六是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的关系。任仲夷同志早在1979年8月25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就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仲夷同志更多次讲到这个问题。谈得最深刻、最具理论色彩的,是1994年12月27日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谈话,题目是《任仲夷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和发挥“两只手”的作     

成都市一九九九年文物工作大事辑要

一、加强文物保护的法制建设．依法行政,严厉打击各种文物犯罪活动。1．经省人大批准,《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修改本于5月中旬由市人大正式公布实施。这次修改,是以“国家文物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根本依据,参照《四川省文物保护管理法》,并结合我市近年文物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的。修改过程中,我局根据1995年9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参观《中国居住环境建设成就展》四川展厅时指示“要注意把杜甫草堂、武侯祠等文物古迹保护好;     

怎样理解巴黎公社的薪金措施?

冯天才同志在(《巴黎公社薪金措施是社会主义原则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巴黎公社的薪金措施带有平均主义色彩,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失去独立存在的必要”。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     

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

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和一大冤案。他为什么要写这“三十万言书”?这要追溯到1952年使他感到无比郁闷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及此后在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受到的冷遇。1954年初,他受中央处理高饶事件的启发,认为党不会放任文艺界宗派主义小集团坐大,于是愤然撰写了“三十万言书”。《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一文对此作了分析。     

周作人不“作人”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残酷的斗争、生死的抉择无情地烛照了一切人的灵魂。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忠贞奸佞、人妖正邪,泾清渭浊,了了分明。抗战时期,文艺界口诛笔伐、声讨逆贼的活动,即是一例。 日军侵占北平后,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鼓吹“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1938年2月9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平召开所谓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战场的若干问题

胡德坤同志的《也谈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战场的若干问题——答袁鸿林同志》(《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以下简称《也谈》)一文,对拙文《关于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战场的若干问题——与胡德坤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进行了反批评。笔者仅择其要者,再作商榷。 一、“清乡”与“治安战”的关系《也谈》认为,“清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区进行“治安战”的一种形式并认为笔者将两者“对立起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范畴,是说不通的”。首先,从逻辑上讲,两种区分为不同范畴(即类型)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