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

“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俄国初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作为一个特定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一项发展经济的政策,也不是一项事先制定好的政策,加之在执行过程中,又受到“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严重干扰。使它从一系列特殊措施发展并几乎完善成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因此,我们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必须首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作出适当的评价。     

也论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

近年来,史学界对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笔者也从中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认为有些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如:“战时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为了捍卫处于危急困境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还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历史错误?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如实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本来面目,以及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必要的。我们仅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些粗浅意见。     

“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怎样评价“战时共产主义”,史学上历来都争论很大。近年来,在国外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其根源是错误路线,因为它企图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性措施去实现共产主义。最近在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     

国内战争初期红军的胜利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一苏维埃人民(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斗争,是在“死亡或者胜利”的口号下展开的。1918年9月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一个军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9月2日决议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力量和资财都归反对暴徒武装斗争的神圣事业支配”。     

论大革命时期湖北的农民运动

北伐军对武汉的攻克,使湖北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北农运并因此而深入扩大,渐次出现二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凸现出了一幅暴风骤雨式的农村大革命。     

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十月革命胜利不到半年,列宁就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著名原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布尔什维克     

试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在十月革命准备过程中,列宁将统一战线的策略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广泛的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一战线,推翻了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历史上任何一场政治革命,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阶级状况十分复杂。无产阶级人数达三百二十五万,大多数集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中。他们深受资产阶级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是最革命的社会力量。但在大     

记徐水“共产主义”

如今有些年纪的人,大约还会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期刮遍全国的那场“共产风”,它不仅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失控,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生产热情。当年河北省徐水县大刮“共产风”的做法,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共产主义小组”刍议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8月在上海首先建立的。稍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推动下,于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相继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名称不一,有的叫“中国共产党”,如上海;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如北京;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如湖北。其他地区党的早期组织也都离不开这三个名称,但没有一个叫“共产主义小组”。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争论及当代启示

列宁"帝国主义论"形成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实践上是否具有解释力两方面。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当代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矛盾,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基础、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国家职能、对外掠夺的基本政策仍然没有改变甚至愈演愈烈。列宁"帝国主义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列宁时期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同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创造的,并非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臆造和发明。不过,列宁关于苏维埃的论述,却极为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国家学说的特点: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并给这种实践以巨大影响和指导;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俄国的实践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远在1905年5月,当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等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首创了第一批苏维埃组织时,列宁就满腔热情地把它看作是未来工农政权的萌芽而加以大力扶持。十月革命前夕,俄     

辛亥革命时期清廷的战时财政运筹

战时财政是一种非常态财政,辛亥鼎革期间,为配合战争机器运转,清廷被迫放弃预算财政轨道,转入停办其他新政,筹措所有潜在财源,力顾国防的战时财政状态。在部库与省库均近乎告罄的情况下,部省极力筹画举借外债,但先后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统兵将帅与北省督抚极力献策发掘内款的各种方案,却依然难遂人愿。因部库窘困,清廷针对战时请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拨,而无实际,战时财政运筹由此陷入绝境。它折射出财政改制面临巨大变故后,国省财政应对乏术,内外疏离趋於显性的极端态势。     

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战争过程中,曾否建立过「农民政权」呢?这是历史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而且是至今还未曾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是我的粗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教。一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一切官僚、贵族、豪绅、地主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对象,也是他们生活所消费物质财富的主要负担者。农民不能忍受残酷的压搾,为直接的生活斗争,不断起来暴动。但暴动和起义的结果,却经常以起义的被镇压而结束。这不是偶然的。从农民阶级本身看,他们长期从事落后、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的结果,铸成浓重的分散、锢闭、自私、狭隘等弱点。反映在政治和军事上,便表现为眼光短狭,组织鬆懈,留恋乡     

列宁“遗嘱”考

一些著名人物的遗嘱往往成为后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剥削阶级中间。恩格斯写于1895年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尚未正式发表就被歪曲引用,而在他逝世之后,伯恩斯坦一面称这篇文章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一面又把完整的未经删节的原稿藏匿了几十年之久,对恩格斯的思想     

论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与“钢军”

北伐战争时期有两支战功卓著的军队第四军与第七军。通过对他们"铁军"、"钢军"称号的获得,两支部队的主将领对北伐决策所起作用,北伐后两支部队的去向等问题的研究,使我们更能尊重历史,对这两支部队在北伐中的作用及贡献给予同等的重视。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觉”思潮

“自觉”是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自觉”问题已被普遍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五四新化运动的自觉思潮,直承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而来。但其内容已有深化,它所关注的重心是“青年之自觉”。所谓“青年之自觉”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即青年对于国家之自觉,青年对于社会之自觉,青年对于个人之自觉。五四新化运动所主张的“青年之自觉”,一方面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中吸取了灵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心学”传统,特别是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近代,主要在西方,共产主义的幽灵并未消失,各种的人提出各种共产主义或近似共产主义的概念。我在这里要谈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直到苏联垮台,世人对共产主义始终一则以惧,一则以喜。但是究竟何为共产主义,无论惧者喜者至今仍多迷惑不解。无怪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提出,对“共产主义”一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待能够确切地表达它时才用它。     

三国张鲁的“共产主义”辉煌

张鲁亮相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写了批示,一次是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三国志·张鲁传》573字,毛泽东两次批示,是它的三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党的全会上,把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古人传记,当做为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论封建社会农民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多数都有皇权主义思想。他们起义“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清君侧”、“诛奸臣”,拥戴一个从奸臣中解脱出来的“明君”,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好皇帝”,他们就自己“称王称帝”,自己来“坐天下”。农民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运动的进程,是农民战争史应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