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初子仪式”考辨

本文据日本正仓院所藏文物及相关文献资料考证认为：日本奈良时代后期（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孝谦天皇于奈良内宫举行的“初子祭”（又称初子仪式）乃中国古代“躬耕帝籍”与“躬桑亲蚕”祭祀仪式的联合搬演。它表明了中国礼制文化对日本的传承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公元6-8世纪间日本古代政治中强烈的“东方小中华”意识。     

反战诗与艳歌：千年一见的日本女诗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机器文明及西洋思想的输入,带来文学及创作意识的近代化与个人化。明治二、三十年代（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雨果,拜伦、歌德等的译作大量流入日本。日本的文化人开始质疑“皇国神圣”、“天皇至上”的教条,而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由的想法。     

《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中“向后看”的历史意识

“向后看”的历史意识贯穿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始终。文章从《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入手,研究威廉·福克纳小说中“向后看”的历史意识。主要分析了在北方资本主义制度冲击下作为南方庄园主后裔的福克纳小说中“向后看”的意识形成的原因、“向后看”的意识在福克纳一系列小说创作尤其是文章的研究对象《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中主要表现以及福克纳本人在小说创作中对于这种意识的批判性反思。     

野间宏小说的战争认知

野间宏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在日本战后文坛上,他的战争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日本战后文学的开始可以说是以他的创作为标志的,“真正称得上‘战后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的,就是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哦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野间宏的评价也非常高,赞扬他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带着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意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战争文学观”。     

战后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二次战后日本经济的空前发展,不仅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使整个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且也使日本国民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变化又对日本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生活中心主义一般认为,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和家庭的利害放在首位加以考虑的生活方式。在日本,随着战败、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追求生活富裕、便利和舒适度等开始在国民价值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生活中心主义得以蔓延。在此情况下,战前、战时的那种“灭私奉公”意识后退,而潜藏于其背后的个人利己主义的世界一举扩大,“灭公奉私”成为支配意识。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比起重视社会的其他     

“日本的安徒生”──小川未明

小川未明（１８８２—１９６１）,日本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他执著于童话创作,一生写下童话作品 ７８０篇,仅《童话全集》就多达１２卷。他曾以一册《红蜡烛和人鱼》令日本文学界对童话刮目相看。他那流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童话作品,感染、陶冶了一代又一代日本儿童的心,西方人称他为“日本的安徒生”,小川未明当之无愧。 小川未明的气质属于抒情性的。他怀着一颗童心创作童话。他认为童话创作很适合于自己,他说：“我自己总想做个孩子。即或不能当个孩子,也要总像孩子那样怀有美好的感情和美妙的幻想。” 孩子的心是一个妙不可…     

关于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而又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日本大众” ,是指和“日本民众”、“人民大众”具有相同含义 ,也即相对于日本统治阶层、当政者而言的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关注 ,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日本人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在人们的意识中 ,人民大众是不会犯错误的 ,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记在日本天皇、军阀、官僚、财阀 ,即日本统治阶层的账上。如果认为日本大众也有责任 ,人们会担心这不利于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 ,以孤立日本右翼势力。正因为此 ,国内学术界尚无人专门论及这一…     

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简析

《日本风景论》是日本近代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的代表作,也是日本近代名著之一。在书中,志贺重昂试图通过展示日本特有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洵美”风景来表明日本的景色乃至国民性堪称“卓绝万邦”,并进而表现出了日本民族优越意识、对近邻国家的轻蔑之情,以及殖民扩张意识。     

华侨与日本中华饮食文化的本土化——以长崎“杂拌面”和函馆“中华汉堡包”为例

论文通过以中华料理为基础的"杂拌面"和"中华汉堡包"的日本化及其成为地域品牌的两个实例,探讨了中华饮食文化在日本的变迁和发展模式。本文认为中华料理在日本与西洋料理、日本料理并列为三大菜系之一,成为日本的国民性料理,与日本华侨的传播和创新紧密相关。与日本社会一体化是中国饮食文化在日本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模式,体现了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亦可看到华人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的共性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就＂卡夫丁峡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是问题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当代形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出场,在实践上实证了马克思的科学判断。本文重新解构＂卡夫丁峡谷＂问题,辩证地、历史地、多维度地厘清＂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自身价值,对于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指导意义。     

村头遗址的资源与生计方式研究

以村头遗址两次发掘的考古材料和地方文献为基础,借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复原遗址的生态环境为“亚热带山前滨海环境”。在此基础上,分析遗址周边可供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构建“食物网”。并以文化遗存乃人有效地适应生态环境的创造物为思路,初步复原遗址居民的生计方式。     

海归的适应策略研究：学院派的案例分析

文章在对部分海归”学院派”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习性”和“场域”的分析工具,解析了海归“学院派”归国后的不同心态和不同适应策略的选择。得出结论,“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习性”和“场域”概念也是影响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深层文化认同的非同一性、生活表象与意识深层的非和谐性等复杂的文化意识构成他们独特的行为表象。这些行为表象是其长期海外生活学习所形成的个人“习性”的体现。透过这些表象了解他们的“习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深入了解他们归国后所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     

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邓世昌自杀情景的建构为例

邓世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在黄海海战自杀后,清廷虽不赞同他的这种行为,但从强化其政治权威的角度出发,在公开的场合给其极高的褒奖,极力突出其民族英雄的形象。同时,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们为了寻找一种对抗残酷现实的精神寄托,也将邓世昌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戏剧化。这使得整个社会对那些不利于将邓世昌建构为＂理想化＂民族英雄的记述进行了有意识的＂遗忘＂。这样既可以消除人们对邓世昌自杀的负面看法,引发世人的同情甚至是崇敬之心,又有利于把人们引导进＂忠君报国＂的行动中来。各个不同的群体从各自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对邓世昌自杀情景的不断建构,赋予邓世昌自杀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将这种价值和意义不断＂放大＂。     

读陈法《方孝孺论》的启悟

曾被时人称作“大儒”的方孝孺,陈法在《方孝孺论》中则指出那是人们“习而不察”所致,并针对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批评方氏是“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渺小人物,批评他身为惠帝重臣,竟然违背“君子以仁义之道光辅其君”的准则,以致国亡谚死,牵连八百余名无辜,可谓不仁、不智;《方论》还批评惠帝庸劣无能,提出“且为建文者,为夷、齐、泰伯之让,则至德光昭千古矣”的主张,颇有些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思想。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略论书法艺术的创作灵感——以草书为例

灵感是书法艺术的审关意象思维,有偶然性、进发性、活跃性、创造力。灵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是特殊思维现象。草书是创作灵感的最佳载体。空灵感、虚静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理论。“醉书现象”、“无意与佳乃佳”现象乃是灵感在书法艺术上的特殊表现。康德．黑格尔对灵感的论述。我国儒、释、道及《文心雕龙》等著作对灵感现象的精辟论述。灵感和想象力是艺术创作的两只翅膀。     

利益格局变迁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引起现代社会冲突的两种基本因素之一,阶级意识（阶级认同）是阶级社会中从阶级矛盾到阶级冲突行为发生的关键环节。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感是现代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增多,折射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反映出利益相对剥夺感群体由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公正价值理念的怀疑,这将会直接削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已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后秦立国前羌族姚氏动向之探析

羌族姚氏作为内迁“五胡”的一支,从雄踞于河湟,到辗转关陇、关东,再回归到关中,这绝不仅仅是空间坐标上的简单移位。其实,姚氏的这一动向,使得这支羌族的内部不断发生着“质”的变化：军事实力的增强、民族素质的提高、独立意识的觉醒等等,这都为淝水战后,后秦的立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