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

“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银行公会先制订同业暂行办法4条,供国民政府财政部参酌制订战时安定金融法规;随后组织上海银行业遵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并对社会各界的反应做出应对。为上海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做出诸多积极努力。同时,上海银行公会还为限制外汇供应采取一些措施。为支援抗战,曾组织会员行、下属组织及银行业同人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另外,还为会员行8月份公债交割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屡次进行交涉,并最终获得解决。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定金融做出重大贡献。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戴笠直接控制的西安“查干班”

１９４１年４月，戴笠在重庆成立财政部缉私处，以统一缉私机构，由戴笠亲自兼任处长（后缉私处改缉私署时，改任署长）。缉私处一经成立，即受财政部之命接收全国各地缉私人员及税警部队。为了加强对缉私干部的军事训练，提高查缉技能，及增进法令常识，依据财政部的缉私人员训练计划，乃于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０月、１２月，先后于重庆、西安、衡阳各成立查缉干部训练班（简称查干班）一所。上述三所查干班，主办者为财政部，而由缉私处（署）具体负责。其成立历史背景，可参见拙作《戴笠直接控制的衡阳“查干班”》（刊于《民国春秋》１９…     

一批货币金融业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刊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5月公布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与货币金融相关的有:位于江苏高邮的清“高邮当铺”;位于浙江杭州的清“胡雪岩旧居”、浙江宁波的民国时期“钱业会馆旧址”;位于北京市的始建于清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旧址”;位于天津的民国“盐业银行旧址”;位于江西瑞金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位于陕西延安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这些单位成为全国重点文物,对于货币金融史迹的保存和对群众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将…     

追记先父朱偰在南京的岁月

父亲朱偰先生(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父亲幼秉家学,精研文史。青年时期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1939年10月到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史学会理事。父亲一生著述丰赡,涉及财政、金融、文学、史学、考古诸领域,成绩斐然。1957年因保护南京的明城墙,他被打成了“右派”。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底平反昭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经济金融的需要,实行由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行等多家机构先后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对战时状态下的银行发展与经营安全进行了大规模的设计与监理,对我国战时金融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战争局势与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它们的监理对象、监理力度和监理目标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事权未能统一,矛盾十分突出,致使监理实效不足,对我国战时金融市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发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社会化”到“国家化”: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体系之嬗变

国民政府初期,中国现代农业金融支持体系包括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三种要素。在之后20年左右的嬗变中,要素种类、各要素的地位或性质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总体经历了社会主导的合动、国家主导的合动和国家统制三个阶段,体现了"社会化"到"国家化"的趋势。其具体演化与不同阶段各主体的发展困境及认知选择,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经济统制的治国思想密切相关。     

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读《四联总处史料》

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读《四联总处史料》魏宏运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大致可以分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９三个时期。在国民政府交换频仍、纷繁杂存的经济行政机构中,有一个几乎与后两个时期共始终的,对国民政府的经...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人

内战后至19世纪末,美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过渡时期,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内战前尚被称为“美国荒漠”的大平原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开拓为辽阔的“牧畜王国”。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的流入,对促成美国西部牧牛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西部牧区在引资中也有一些负面教训。探究美国西部牧区资本流入的得失,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博物馆在城市旅游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例

旅游及旅游文化是近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产业和文化。旅游文化由旅游和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现象构成,两者之间既具有融合性．也具有冲突性,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文化现象。城市旅游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来源。城市旅游文化对于城市的现代化非常重要,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它对于城市发展有巨大作用。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入

内战后至 1 9世纪末 ,美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过渡时期 ,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美国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内战前尚被称为“美国荒漠”的大平原地区 ,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开拓为辽阔的“牧畜王国”。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的流入 ,对促成美国西部牧牛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西部牧区在引资中也有一些负面教训。探究美国西部牧区资本流入的得失 ,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述

本文从20世纪前后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历代文人学者对《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况,分析前人时贤研究《左传》行人辞令的重点,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塔里木河下游地区交通变化所反映的历史环境变迁

文章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结合野外调研,研究历史时期以来塔里木河下游的行政变化和交通变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下游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研究认为,从细石器时期到汉晋时期,塔里木河下游气候湿润,生态环境比较稳定,人类活动从原始经济向汉晋城邦文明稳步演进,对外交通便利,形成塔里木盆地东部重要的鄯善（楼兰）独立王国：东晋以后,气候逐渐变干,下游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枢纽和交通线路被废弃,鄯善国消亡,塔里木河下游绿洲成为封闭的游牧区：18世纪中期以后,下游绿洲归属吐鲁番政区管辖,对外联系再次畅通,是因为这一时期气候湿润：19世纪末期,气候变化剧烈,再次变干,塔里木河下游与吐鲁番之间的政治、交通联系中断,开始属于塔里木河流域的上一级行政区管辖。     

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

藏、汉两地佛教经典及佛学之传播,直承印度晚出之大乘佛学,但罗汉信仰却在两地佛教中均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于汉藏两地家喻户晓的十六罗汉(后演绎成十八罗汉),不仅与佛和菩萨一样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而且以之为题材的绘塑作品更是广泛流传,及至帝廷内苑亦多有供奉收藏。清乾隆时期为安抚蒙藏势力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此信仰尤以宫中为盛,帝室庋藏、绘制及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乃至绘画风格等与清官旧藏的内地各派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帝及藏传佛教大师们在对藏密佛像进行大规模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涉及了汉藏两地十分流行的十六、十八罗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