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祗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

社祭在传统中国一直是被极为看重的官方祭礼,也是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俗活动。但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社祭似乎有逐渐衰落乃至消亡的趋势。敦煌文献表明,这一公共礼仪的变迁,除了社会变革所带来信仰世界的改易这一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宗教精神促成的万神殿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在起作用,即神祗的“碎化”:社神职能被诸多新兴神祗所取代或其他传统神祗所侵夺。种植业方面有青苗神和葡萄神,畜牧业方面有驼马神、马神、官羊神,承担风调雨顺职责的有玉女娘子、风伯、雨师以及张女郎神等,社神存在的合法性被抽空, 由此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汉简所见社与社祭

社与社祭是汉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传世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上世纪以来西北出土的汉简中保留了一些资料,十分珍贵。本文根据居延、敦煌汉简中的社与社祭资料,对汉代屯戍组织中社的设立、社祭时间、主祭人员、仪式、社祭用品、社事费用的筹集方式,以及此类社的性质等问题,逐一做了考证。     

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

本重新校录了上博48册《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并以此为核心史料,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和传统献,对唐宋时代敦煌的墓葬神煞进行了考辨。试图不仅恢复敦煌万神殿中这些重要神（礻氏）的“席位”,而且揭示民生宗教的神灵信仰体系中这一组成部分的基本特征：墓葬神煞的“历史延续性”远远超出松散型宗教中其他类别的神（礻氏）,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确立,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     

郑州商城社祭遗址新探

本文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的分析,对郑州商城社祭遗址进行了新的探讨。     

再论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动

“春秋坐局席”活动之“坐（座）”,系“坐（作）社”之“坐（作）”,与寺院讲经之“高座”无涉。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之“春秋坐局席”活动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与官府的“春秋二社”有明显差别,导致了此活动举行的时间不再固定在春二月和秋八月,一些私社甚至不再举行此项活动。     

唐宋阴阳相宅宗初探——以敦煌写本宅经为考索

本篇通过传世文献与敦煌本宅经的结合研究 ,试图对唐宋相宅术中以阴阳为基本分类方式的相宅宗派作一探讨。认为在这一分类方式下 ,建筑住宅被分为阴宅与阳宅两大类。同时对敦煌本宅经、传世本宅经有关阴阳二宅的若干规定进行了对比与组合 ,以便探究阴阳相宅宗的理论内涵与特点     

敦煌社邑文书词语补释

敦煌社邑文书以记载晚唐五代至宋初民间社邑组织的各种社事活动为主,其中分布着大量社会生活方面的词汇。不少词语颇具时代性和地域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北汉语的面貌。本文从中选取二十例略作训释,以扩大相关的研究成果。     

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是官社,依据现有实证材料,只能认为巷社是私社,因巷社与里社(官社)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也就不能用“里巷社”作为官社的“概称”。等级是古代社会阶级的表现形式,因而品官结社既属按等级结社,亦属按阶级结社。社司转帖中之非实用文书虽然对了解社邑的有关情况具有一定价值,但如果是对各类社司转帖进行量化分析,并据以考察当时社邑的实际活动情况,就应对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和不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做尽可能的区分。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

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并非官社 ,而是纯粹的私社 ,官社虽然存在 ,但由于材料太少 ,很难做明确、具体的说明。敦煌的社邑虽是以各阶级、阶层混合结社为主 ,但按阶级、阶层结社的现象也确实存在。依据具有实用性质的敦煌社邑文书进行量化研究 ,敦煌社邑的活动是丧葬互助活动最为频繁 ,也最为重要 ,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动的频率大体持平 ,亦均属社邑的重要活动。     

从生老病死看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的世俗化

佛教与世俗是一个对立的范畴,前者重彼岸,后者重此岸;前者重来世,后者重今生;前者重出世,后者重入世。从本质上讲,佛教与世俗体现的是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佛教是以追寻、接近、体证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为其职志的,即所谓“有所宗”,因此是极端超离世俗现象世界的。若就功用而言,佛教之宏旨在于救度众生、解脱苦难,即所谓“有所教”,因此又是极端贴近世俗、不离现象世界的。所以说,佛教与世俗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本文所谓的“佛教世俗化”,指的就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世俗社会有机结构与互动原理的认同与融摄。佛教寺院通过各种佛事活动来沟通并调整寺院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信众共同来维持或建构生命存在形式的理想规范,从而维持社会的和谐,并使之正常运作。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唐宋时期敦煌社人修建莫高窟的活动——以供养人图像和题记为中心

本文通过梳理莫高窟现存的社（邑）人开凿和重修洞窟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结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有关社人修建洞窟的文献,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人修建莫高窟活动的历史状况进行系统考察。     

唐宋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

宗教信仰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府运作以及民众回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迄今为止,唐宋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制度型宗教”,而在“民生宗教”方面几乎付诸阙如。本文以敦煌文献为核心史料,对归义军时代敦煌世俗政权与民生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试图通过二者内涵丰富的个案研究,来揭橥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基石的信仰在“中央”政权、地方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民间权威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多重“张力”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同利益共同体为维系各自权益或争夺资源,而达成妥协或激烈角逐的斑斓图景。     

敦煌资料中所见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习俗

敦煌文献及壁画中珍藏着一批讲究公共卫生、爱护环境的史料,生动地体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良好卫生习俗追求。这些习俗包括爱护水源、注重水质,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勤洗衣着、梳头刷牙,沐浴健身,修建厕所、禁止随地便溺,禁止随意食用野味和生肉等。揭示、探析这些习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今天培育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疫病传播、增强人民体质健康、营造美好的城乡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亦具有积极的史鉴意义。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精细而能见其大”——读《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

刘进宝先生《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书十本之一,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敦煌学界研究归义军经济史的最重要着作。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的若干思考

对一种文学现象追踪其生存发展轨迹,探究其发展变化规律,总结其正反经验,是历时性研究,也叫作历史性研究,对敦煌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从4～14世纪,敦煌文学一直持续了千年之久,敦煌文学研究既包括敦煌俗文学研究,也包括敦煌雅文学研究.以此,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就有了清晰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