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满族与朝鲜中江贸易新论

清初前往中江与朝鲜贸易的主体是盛京将军辖区内凤凰城、岫岩和新城(今属辽宁省辽阳市)八旗驻防官兵与满族商人.中江之名源于鸭绿江下游的三条水道之一,於赤岛恰好位于西江和小西江之间,故又被称为中江,贸易市场即设在於赤岛上.中江贸易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是应朝鲜方面要求设立的,后金天聪年间仅有两次交易,自顺治三年(1646)起恢复,存在长达230余年之久.盛京满族与朝鲜的中江贸易以公市为主导,采取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满足了两国边民的物资交流需要.     

明代万历时期中朝“中江关市”设罢之始末

明代万历二十年,由于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为国计民生,朝鲜主动向中国提出开设“中江关市”要求。中江关市开设后,对朝鲜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在朝鲜的一再坚持下,中江关市最终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关闭。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历史上黄海海域的经贸活动与跨国合作机制

本文认为,古代黄海海域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是朝贡贸易因素所致,而是互市制度的结果。不过,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国间的封贡关系,却为黄海海域事务的跨国合作提供了可靠机制。当时,双方当事国以"咨"文通报的形式,对越境捕鱼和海洋跨国犯罪等行为合作予以禁止与打击。而古代东亚诸国所实施的海难救助制度,不仅援救方对海难者提供义务性援救,而且通过封贡关系途径安全护送他们归国。进入近代以后,清朝与朝鲜之间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西方的海难方承担救助费用的精神引入到条约。但在执行过程中,清朝方面仍以义务方式援救朝鲜难民,而朝鲜却屡屡发生中国难民被抢甚至被杀的情况;两国的渔业章程也一直搁浅。显然,中韩关系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在黄海海域跨国合作机制却因西势东渐而受到损害。     

中苏经贸四十年

新中国与苏联自1950年建立经济贸易关系以来已经整整40年了,40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之后又出现了光明的前景。本文拟对这40年的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做一简略的回顾与粗浅的分析,同时对今后中苏经济贸易的发展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与苏联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1950年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它为两国的经贸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此中苏经贸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据1882年中朝之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七条,中朝之间正式开设定期航线。此定期航线对中朝贸易产生了压倒性影响。具体而言,此航线不但使中国能够奠定在朝鲜渗透经济的基础,而且对华商在朝鲜市场扩大商权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此航线在朝鲜商人中产生影响甚微。其结果,定期航线使两国贸易进入不平等贸易时期。     

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

明代居住在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女真族农业比较落后,手工业不发达,在远离明辽东地区的情况下,所需生活必需品只有通过与临近的朝鲜贸易才能解决。因此,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贸易形式通常是女真携带"土物"到朝鲜京城"进献",从中得到朝鲜的"回赐"与边境互市贸易两种形式。这种贸易补充了各自所需,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尤其是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论苏俄远东形势与日苏两国建交——兼谈后藤新平在建交中的作用

1925年1月20日,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了《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日苏的建交,不仅在两国关系史上,而且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它标志着日苏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     

《江华条约》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

《江华条约》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不仅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同时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起点。日本通过该约第一款,否定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为其逐步吞并朝鲜并挑起侵华战争做了铺垫。日本把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在中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关头,都把朝鲜同与其唇齿相依的中国隔离开来,逼迫朝鲜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直至最后利用该条款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

一、中朝边界沿革史研究历程 中国与朝鲜毗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历史上由于政治、民族、迁徙及战争等诸种原因,两国边界几经变化。中国对中朝边界史的研究,严格地说应始于20世纪初。其发展历程大体可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5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至今。     

日韩东盟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国际旅游与国际贸易是相互联系的,旅游引发贸易、贸易推动旅游。本文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旅游与贸易互动的三阶段模型,即旅游引发贸易、贸易推动旅游和偏好-容量限制3个阶段。以日韩东盟8国为例,选用1986年-2009年统计数据,分析了8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构建了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出口贸易3组24个推拉方程。在此基础上,以1992年和2002年为分界点,分析了各阶段入境客流量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增长率的变化及弧弹性;依据每万人次入境旅游引发的进出口贸易强度,将日韩东盟8国划分为四种类型,分析了近10年来旅游引起进出口贸易强度的变化,为通过旅游拉动贸易或通过贸易推动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

在"东亚"成为流行语汇的历史研究中,"朝贡体制"常被用作一个统摄性的概念使用。然而"朝贡体制"在清代,主要体现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并不覆盖"东亚"。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史料,呈现清代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的特点,其中包括敕封、给印、颁历、参与常态礼仪活动、日月食救护、赈济灾伤、常态互市,朝鲜人参与八旗等等,不仅凸显中朝关系近于中国与其他封贡国、无藩封关系的其他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更反衬出中朝关系与地处"东亚"而与清无邦交的日本之间关系的差别。由于中、朝、日在"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中皆具有重要性,前述考察提示,17至19世纪中叶的"东亚"国际秩序并非笼罩在任何单一制度化体制之下,"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体制"不能涵盖该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格局,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     

日本吞并琉球与清政府对日交涉

琉球王国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 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一结束,中日关系的中心立即转移到琉球和朝鲜问题上来。 琉球位于太平洋西沿,介于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与我国的闽浙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自成一国。它向中国纳贡,后来也向日本萨摩藩进贡,1855年至1859年间,又以独立国家的资格与美、法、荷等国家签订了通商条约。     

大米换橡胶：20世纪50年代的中锡贸易

1952年9月和12月,中国与锡兰从各自的需要出发,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不仅开创了新中国同尚未建交、又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签订政府贸易协定的先河,而且建立了新中国与锡兰间的贸易关系,促进了两国贸易额的迅速增长。1957年8月,中锡在签订第二个五年贸易协定时,面对超价难题,周恩来提出了将贸易和援助分开来谈,即橡胶贸易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但中国同时给予锡兰经济援助的设想,使谈判进入了比较顺利的阶段。中锡贸易协定的执行和续订,从南亚和东南亚方向打开了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缺口,促进了中锡友好关系的发展。     

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考析

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福久其人其事及"福久新闻事件"一直是谜。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此谜终得破解。袁世凯以维护清韩宗藩关系为己任,与主张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驻韩临时代办福久经常针锋相对。为保护国家利益,袁世凯以"福久新闻事件"为契机,与朝鲜官员联袂,巧妙利用条约条款,施展外交智慧,取得时任美国国务卿首肯,最终迫使福久离开朝鲜。     

论日苏的最初交往与两国建交

1925年1月20日,日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简称《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交。日苏的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的方针的正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倡导的“为争取和平而宣战”的苏维埃外交口号,到日苏建交之时,已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朝、日三国间的贸易极为活跃,并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的商路,即中国北京-栅门-义州-东莱-对马-日本京都。中国的丝织品、朝鲜的人参、日本的白银是这条商路上的主要流通品。这条商路的存在,对东亚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经贸往来无疑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其次,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然而在封贡体制下,经济功能无法完全展现出来,最终导致商路的衰落。     

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补释

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群中的壁画与榜题文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对其壁画榜题中的有关内容作了考释.     

清代河南集镇的集期

清代河南集镇的集期以间日集和每日集为主,在城集多每天开市,在乡集镇多隔天开市。虽然集镇拥有较高的开市频率,但是,集期时集镇内部只有少部分的起集地点参与了贸易交流;整体贸易时间中集期与轮铺会的会期结合,形成了集期时商业规模小于会期时商业规模的贸易习惯。这就造成了集镇经济中商品交易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清前期吉林满族与朝鲜边境贸易述论

清前期东北地区与朝鲜边境贸易的主体是吉林将军辖区内的宁古塔、吉林乌喇和珲春三城八旗驻防官兵与满族居民。宁古塔满族在入关前就与朝鲜会宁地区有着贸易关系,吉林乌喇满族在康熙年间加入其中,珲春满族与朝鲜庆源地区的贸易则可以追溯到明初永乐年间。吉林满族与朝鲜的边境贸易由官方主导的公市,逐渐扩展形成广为民间欢迎的私市和马市,满足了两国边民的物资需要,促进了双方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我国东北边防的巩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