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雀”考

许慎《说文解字》释“爵”字为“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对于其中“象爵”之解,前人争论颇多,然并未解释透彻。详细考证甲骨文、金文“爵”字字形可知：早期的“爵”字为象形文字,是先人们根据青铜酒器“爵”的形象创造的,后经演变,“爵”字字形加入了分别表示手和酒的构件,变成了会意字,而古人造爵的设计灵感则是来源于雀的形体。     

从商金文的"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

殷商时期的姓氏人名问题,近年来颇引人注目。从殷墟卜辞及金文中反映的情况看,当时的姓氏制度相当复杂,许多问题至今都未能在学界达成共识,诸如“妇某”之“某”究竟是姓是氏,是女字,抑或其它;贞人名及“子某”之“某”是氏还是私名等,争论颇多。又由于姓氏人名问题的解决与否涉及到我们对殷商社会组织的正确认识,关系到古文字资料的准确断代,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就该问题中的某些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笔者认为,要解决商人的姓氏人名问题,商金文中的“寝某”称名形…     

殷周(己其)方非箕子辩

一 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第三版载有黄锂同志《公太史鼎与长子狗鼎》一文,读后觉得启发很大。我又重读了《江汉考古》关于黄陂县鲁台山M30的报告,此墓共出铜器19件,7件有铭。其中一件圆鼎铭“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另一件残卣圈足内底铭“□□□作父乙尊彝”,前三字拓本不清,疑以为“长子狗”的残泐。如是,则长子狗铜器当有两件(?)。长子狗是作器人名,原报告以“狗”为“长子”名可取。子,是否爵名,尚无直接证据。长为国名大体可以肯定。周初金文有两爵一尊均铭“长唯壶” (《善礼》7、62;《三代》8、18、19;《美录》A404、R259),穆王时有“长鬼作宝尊簋”,还有一件“长汤匜”(《三代》17、28、 3)。战国时侯马盟石有“(?)徒自质君所”,这些器物铭中的“长”字为族氏国名大可无疑。 但“长子”联名在甲骨文中都有,甲骨文:“其又长子,惟龟至,王受佑”(《后》上、     

《金史》封爵史料勘误补遗四则

封爵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为历代所重视。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中关于王、郡王以及国公爵位的史料记载较为丰富,但其中对某些封爵者的爵称、人名记载有误,现就所发现的舛误进行勘误补遗。     

《尚书·酒诰》“侯甸男卫邦伯”断句新证

《尚书·酒诰》中“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句,事关商周时期国家结构中外服诸侯的重要信息,应理解为“侯、甸、男、卫、邦伯”,断为“侯、甸、男、卫邦伯”和“侯、甸、男卫邦伯”都是不可取的。作册令方彝的“侯甸男”应是商周外服的省称,不能否认“侯甸男”之外还有其他诸侯;“卫”即“采卫”,虽源自武官,但也系外服诸侯;《白虎通义·爵》“侯甸任卫作国伯”似为《尚书·酒诰》或者《尚书》其他篇目佚文;“邦伯”为距离王室较远的异姓方国首领,不应是诸侯泛称;保卣铭文和斗子鼎铭文对看,可知“东国五侯”和“多邦伯”不是一种人。“侯、甸、男、卫、邦伯”才是符合商周外服体制的表述。     

天爵人爵与德治

社会生活中,究竟什么代表尊贵地位的标志呢？孟子说：代表尊贵爵位有两种,一种是天然的爵位,称之为“天爵”;另一种是人为的爵位,称之为“人爵”。“天爵”就是仁、义、忠、信的道德精神,乐善好施的君子人格等等,是发自人的本性的,天然的,令人尊敬的内在品质。“人爵”古代就是公卿大夫的头衔,现代就是部长局长的级别,这都是后来人为制定出来的。古代君子社会,人们不求“人爵”,只是一心修养自己的“天爵”。等到“天爵”修养到家,“人爵”也就自然而然随之而来,落到他的头上。在那时,修养“天爵”才是根本目的,“人爵”只…     

殷墟甲骨文“某人某”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讨论了新近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人名"■人■""■人量""我人由",并把"某人某"结构解读为"某母族之人某子族人名(或私名)",为商代母族分离出子族的族属形态提供了依据。并讨论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王某"与"某丁人某"问题,"王某"非王族,应如林沄先生所说,宜解读为"士某";"某丁人某"应如陈剑先生指出的,要从宗法角度来解读。"     

“夏虛都”三玺考释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文字,多不易辨认,其中尤以人名、地名为最难。从文字形体说,它既不同于甲骨文、金文,又不同于秦统一以后的篆书。在文字学史上,这种形体较乱的文字,我们通称之为“六国古文”。     

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灼然无疑的。但是,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发现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针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矛盾现象,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撰《古诸侯称王说》一文,旨在强调“古者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内自有称王之俗”,但并未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一批学界名宿,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遽然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他们的论断也就成为在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说法。     

张家山汉简中的“卿”

在秦汉文献中 ,“卿”一般表示官职名称 ,如“三公九卿”、“公卿”等等。但是 ,在张家山汉简中多次出现用“卿”表示的爵位名称。有学者曾对此做了研究 ,并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卿是西汉前期从秦的赐爵制中继承下来的爵名 ;(2)卿也是赐爵制的爵名之一 ,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 [1]。对于第一点 ,笔者完全赞同。关于第二点 ,笔者认为 ,卿是二十等爵之内的某些爵名的代称 ,而不是二十等爵之外的一个爵名 ,这不仅可以从张家山汉简本身得到证明 ,也可以在文献中得到佐证。一张家山汉简所见“卿”与二十等爵的关系首先 ,让我们根据张家山汉…     

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召公家族与燕君世系

司马迁《史记》对于周初燕君世系的记载非常简略,本文通过对西周燕国铜器铭文及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初步拟出了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组织形态及燕君世系。周初第一代燕侯当为“克”,后“父子相传”,克之子燕侯旨成为第二代燕候。召伯父辛应是召公次子,留守宗周王朝继承父职,爵称当是“召伯”,其长子为伯(?)亦世为王官。留守宗周的可能还有召公另一子,其长子为伯觫。     

纸的发明和工艺改进

我国的象形文字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陶器上,四五千年前又出现在兽骨上,至商代称甲骨文。甲骨文延续的同时,商、周又在铜器上铸造铭文,称为“金文”。春秋至战国时期,在金文流行的同时,又将文字书写或刻在竹、木简上,称“简文”。秦国初还将篆体文字刻在椭圆形石头上,称石鼓文。西汉在简文流行的同时,又在帛绢上书写文字,     

东周礼书所见玉爵辨

礼书所见先秦各种饮酒器中,有一类可称“玉爵”,即如《礼记·明堂位》中所见夏琖、殷斝、周爵及璧散、璧角,同书《祭统》所见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又见于《周礼》。诸玉爵的用途之一是祭祀献酒。根据礼书及注疏,可以推断诸玉爵既非三足爵,也不是青铜器,而都是漆木筒形杯,所谓玉、瑶、璧,指的是漆木爵上的嵌饰物。各种爵的礼制等级关系,是有玉饰的诸玉爵最高贵,其次是“五爵”爵、觚、觯、角、散,它们是无玉饰的漆木筒形杯;再次是废爵、足爵与繶爵三爵,它们是斗形爵。礼书所见圭瓒、璋瓒,与“废、足、繶”三爵同形异名,相当于斗形器被用于裸礼时的特称。     

达鲁花赤考述

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始设于成吉思汗时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废。对这一官职作系统全面的探讨将有助于蒙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职官制度、民族关系以及元代中国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深入研究。 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意为“镇守者”。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在波斯语中则译为“沙黑纳”(shahna)。汉文文献也称“监”、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世界征服者史》则称为“少监”,赵翼称其为“掌印办事之长官”。     

殷商时期的龙方及其相关问题

华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兽蛇的一些特征,创造了“龍（龙）”这种威力巨大的神异之物,且赋予它诸多特殊的神性。通过梳理殷墟甲骨文的材料,知“龙”于卜辞可作人名、国族名以及神祇名。殷卜辞所见的“龙方”主要活跃于商王武丁执政时期。为了深化对“龙方”的认识,我们结合相关资料的系联整理,就“龙方”的史迹及其与商王室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以期能够对殷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缔造“虎狼之师”--秦人统一战争中杀俘现象分析

秦人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斩首和杀俘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秦人勇猛强悍的尚武精神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军功爵制的刺激和鼓励,使秦人在战场上孤注一掷、勇往直前,以致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     

读上博楚简小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简《缁衣》第十五简中有一个字形作雀,整理者隶定为“雀”,读为“爵”。此字在对应的郭店楚简《缁衣》篇中,字形为“雀”,雀、爵二字音近相通,《说文》：“雀……读与爵同。”读为爵是对的。但对此字如何隶定则值得讨论。对此字的隶定已有文论述,或说：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爵用平议--兼与《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商榷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年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玄鸟图腾崇拜相联系。本对以上爵用诸说逐一平议,尤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检讨,并就图腾说下的相关问题与李少龙先生商榷。至于爵的可能的真实用途,拙《爵用新考》已为述（载《中原物》1998年第3期）。     

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

黄金和白银是稀少、珍贵的金属,分布较广,常以自然形态出现,有引人注目的色彩和光泽,比其它金属更容易发现。因此,金银可能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金属。黄金白银进人人类社会生活后,逐渐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国出现文字后,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就有了“金”字,（图一）但当时的“金”字并非专指黄金,更主要是指铜。黄金与铜的区别在春秋中期逐渐明确,战国时期文献中的金字多半是指黄金。银在早期文献中称“白金”,故出上的甲骨文、金文乃至战国文字中都没有“银”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