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尤文远一、天津教案的发生自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签订《天津条约》后,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了多种特权,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就是其中之一。传教士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欺凌中国官员和民众,引起官员和民众的愤慨。在旧仇新恨交织的情况下,爆发了同...     

如何看待普法战争对天津教案的影响

1870年夏秋间发生的天津教案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举世瞩目的中外冲突。负责处理教案的曾国藩于6月23日奉诏赴津查办事件,经反复斡旋,于10月初了结全案,历时三月许。值得注意的是,在津案处理过程中,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因西班牙王位继承     

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

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朱东安清同治九年五月（１８７０年６月）天津民众为什么要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被视为“此案关键所在”的迷拐幼童一节,究竟是无根之谣,还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这本是多年来早已弄清的问题,且为...     

曾国藩何时听到普法开战之讯

曾国藩何时听到普法开战之讯朱东安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元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１日）,时隔２２日,即六月二十一日（７月１９日）普法战争爆发。也正是在这一天,法国公使罗淑亚照会直隶总督曾国藩,提出“三员论抵”之说,即杀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     

天津教案曾国藩注定难逃的劫难

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幕大戏。在去天津的前两天。曾国藩写口信给两个儿子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这封信。让人想到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从中西电报通讯看天津教案与普法战争——兼谈曾国藩一封家书的日期问题

同治九年(1870)春夏之际,直隶大地干旱肆虐,西人参与迷拐、折割的传言在大江南北相继出现,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终于引起事端,人们对拐匪的愤怒情绪朝向教堂爆发,酿成天津教案.由于死者包括多国人士,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亦为愤怒的津民殴杀,故而此案成为中外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当时坐镇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力疾前往,而本在南方处理其他教案的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也迅速北上.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读唐浩明《曾国藩·黑雨》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连发教案,而天津教案因死人之多,闹事之大,尤为引人注目。中兴名臣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清廷令曾氏驻节天津,悉心专理。该案事关多国主权,涉及清朝督、抚、道、府、县数级官员和方圆百里地方百姓,尤其是当时还存在国内士大夫阶层和民众爱国排教情绪高…     

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的不满

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     

鲜为人知的真相——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中国教会史上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关于天津教案的起因,众说纷纭,而其真相却鲜为人知。     

“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

“迷拐”、“折割”传闻,对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来说,不只是一般性诱因,更是重要且直接的激发因素。该安析清方主办人曾国藩,曾一度把查究有关传闻内容的虚实作为办案的关键,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其中的“迷拐”传闻没有查究清楚便悬置起来,最后不了了之,遗留下百年谜局,但也不妨把对有关传闻的可能性的解析作为诠释津案的要项之一。     

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１日）天津城内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由于此案是法国领事丰大业率先三次向中国官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刘杰跟丁高升所触发,法国外交官是天津教案的肇事者,后又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因此清廷十分...     

“小站”地名的来历

我们都知道好吃的大米是“小站米”,也都听说过袁世凯“小站练兵”。小站这个地方是怎么得名的呢?小站在天津。1870年天津爆发了有名的“天津教案”,就是大家常说的“火烧望海楼”事件。不     

曾国藩的“矛盾心态”浅析

曾国藩是晚清一个颇具争议的悲剧性人物,阶级与时代的影响、传统与近代的争夺,造成了曾国藩的历史双层性格。他既是传道求仁的"理学家",又是杀人如麻的"剃头匠";他有保国保皇的政治忠诚,但迫于局势又不得不师夷西方;"自强御辱"的理想可以激励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但天津教案中"力保和局"的现实却不能帮助他逃脱民族纠纷的大劫。曾国藩的矛盾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政治与民族文化心理都很滞后的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群体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心理矛盾

曾国藩曾长期被视为卖国贼,主要根据是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屈辱退让。在办案将了未了之时,便“一时舆论大哗”。仓植写信指责他说:“诚恐上损国体,下失民心,为今之计,当不应     

浅析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

李鸿章和曾国藩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     

公共舆论与近代教案:《申报》载古田教案之史料价值探析

1895年福建古田教案是继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外人伤亡最多的教案,是清末福建省最严重的地方事件之一,也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外交事件,中外报刊对其报道较多,《申报》就是其一。《申报》作为近代上海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早期对外埠新闻事件的报道主要有三种稿件来源。通过其他史料来解析早期《申报》对古田教案的史实记载,可以说明早期《申报》稿件来源以及其史实的准确性,以便治史者在运用早期中文报刊史料时有所判断。     

读者来信

《与唐浩明对谈曾国藩》这篇文章通过两位作家以新闻采访对谈的形式,比较完整、全面地介绍了曾国藩为人、为官、治军、治学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之间的关联,使我们读到的曾国藩,身上充满     

曾国藩研究三题

曾国藩是近代人物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认为曾国藩热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不应大惊小怪。对曾国藩乃至对一切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采取简单的“功过分成”法,历史人物在不同时空下的活动很难以数学上的正负加减的方式来判断功过。为适当肯定曾国藩而忽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是错误的,但把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同他镇压太平天国对立起来研究、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作为评价其一生事功的前提和基调也不正确。     

曾国藩三参李元度

正读曾国藩日记可以知道,曾国藩二参李元度之后,由于湘军诸事顺遂,好事连连,曾国藩本人威望如日中天,李元度于是给曾国藩寄来一道《贺禀》,其中谈到了曾国藩参劾自己这件事。从曾国藩读过《贺禀》后的反应看,曾国藩二参李元度虽然刻薄寡情、出手狠,李元度却不怎么(也许是不敢)怨怪他,只是觉得曾国藩用词"不少留情"而已。     

家族视域下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重要人物,其生平事业,功过是非,史有明文,不烦缕述。然而在很多时候,正史的记载似乎都有些硬冷,缺少一种温情与温度。在时光早已洗褪硝烟的今日,我不止一次地阅读正史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遗憾的是,我对于曾国藩形象的认识,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模糊了。在"誉之则为圣相,贬之则为民贼"的两极评价中,我分不清哪一个曾国藩更为真实。赞誉曾国藩的人把他奉若神圣,贬斥者则诋毁其为妖魔,在这两极之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