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问题与发展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变更与志书记述事物重点调整的思考——以萧山为例

两轮修志中,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变更后,编写的县级城市区志、市志存在的以县志之目录与框架记述区志或市志的事物,忽视了城市、城市区之个性,使编写的市志、区志不姓“市”、不姓“区”;志书将县改区、县改市、市改区的时间为上限,没有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缺少事物发端及发展的历史沿革;记述内容不完整、缺少要项等三个主要问题.县级行政区...     

1949—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的变革与发展

1949—1966年是陕西省博物馆的重要建设时期,其由民国时期的省立博物馆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区示范性博物馆,又随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回归省级中心馆,期间经历了馆名更改、馆舍修整、藏品扩充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并等一系列体制性变革,重新树立了博物馆人民观,打破了原有古物陈列观,采用大众化教育的陈列模式。调整后的陕西省博物馆融入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获得了新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建设的一个历史缩影。     

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出版

近年出土的简牍数量惊人,由此带动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相关研究的发展,并直接促进了简帛学的兴盛。学者惊叹于简帛佚籍的精彩内容,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引发出新的学术亮点。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初步运行（1949—1954年）

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是高于部级的行政监察机构,它成立后一边积极开展行政监察工作,一边不断完善各级监察机构和政策法规。周恩来领导制定了监察工作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和若干具体政策,并提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动群众开展监察工作。1949—1954年,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初步运行取得了显著成就,紧密配合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行政监察体系,其实践探索对深化当今我国监察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的出版与大众阅读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发行与阅读逐步展开.一方面,以1949年、1955年和1958年为节点,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将之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门书籍或辅助书籍.这一时期在全国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提高了读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帮助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客观世界,也增强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葬制度（1927—1949）

国葬是国家授予逝者的一种特殊荣典,具有追崇往者、激励来兹的重要功用。20世纪30年代,以“党国”政要谭延闿的逝世为契机,南京国民政府接连制订颁布了《国葬法》《国葬仪式》和《国葬先哲逝世日纪念典礼条例》,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规整的国葬制度。据统计,自1927年至1949年间,有23人及1个烈士群体被国民党政权颁令国葬。然而,由于时局政局动荡、政府力量薄弱等原因,大部分人徒具国葬之“名”而无国葬之“实”。应该说,国葬制度本身确有表彰逝者、激励国民为国贡献的潜在作用,但从社会舆论对国葬制度的评价反馈来看,宏大华丽的仪式场景大多只能显示政要们所享有的身后哀荣,实际上难以产生对国民党政权建构统治合法性及凝聚人心的政治仪式效果。     

简论战后台湾工矿企业的重建（1945—1949）

抗战时期,盟国空军对台湾实施了战略轰炸,许多企业损失惨重;战后绝大多数日籍员工随日俘日侨一并遣返回国。因此,战后台湾很多工矿企业已大量减产或被迫停工,整个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1946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办台湾工矿事业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恢复重建的措施。这些措施成效显著。它使各工矿企业的生产迅速恢复和增长,为战后的台湾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台湾经济走出了对日本严重依赖的阴影,为台湾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从总体上讲,战后台湾经济恢复重建的水平走在全国的前列。     

加、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1964—1966）

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但直至 2 0世纪 7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 ,其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为后人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于加拿大启动对华政策的关键阶段——— 6 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 ,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

新中国城市劳动就业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呈现不同的特点。50年代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为主,重点是对众多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进行救助。随着失业救济工作的全面展开,党和政府制定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总方针,多管齐下解决不同人群的就业问题。进入60年代后,解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工作的重点,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了统筹安排,城乡并举,而以上山下乡为主的工作方针,一方面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另一方面安排失业工人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广开就业门路。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就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研究(1949-1966年)

论文选取1949-1966年间的归侨体育人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群体的形成原因、群体的基本特征、主要贡献,力图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力量、侨务政策、社会经济变迁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所承载的特定历史使命、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面对社会转型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体育人才与中国发展之关系.归侨体育人才群体的形成,主要缘于国家动员形成的巨大拉动力量、东南亚局势动荡促成的外在推动力量,以及国家认同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群体的规模与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回归时间峰值化、空间特征区域化、回归通道社团化、来源构成多源化等特征;群体的贡献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扮演的多重角色:首先,筚路蓝缕,成为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海外力量;其次,言传身教,成为指引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幕后英雄;最后,在“文革”中,他们开始跨国流动,走向更为广袤的空间,推动了竞技体育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交流.     

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

1949— 1 966年间 ,侨汇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 ,侨汇既是国内近千万侨眷主要或次要的生活来源 ,也是国外广大华侨与祖国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 ,又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需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 ,在“文革”前 ,争取侨汇工作不仅被认为是我国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侨汇工作还对我国侨务政策的演变产生了不容轻视的影响。     

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城市警政区划是城市中警务区域的划分,是地方公安组织设置的空间基础,也是警察行为的空间体现,反映了公安机构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在1898至1949年间,划分原则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各有阶段特征.本文通过划分清末早期建警时期、清末巡警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其划分依据、结构特征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总结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民国时期的《贵州日报》(1940-1949)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日报》与今天的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除了名字恰巧相同外,内容与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其版式编排与国民党《中央日报》大体相同,体现出当时报纸的一般形式,内容上所涵盖的范围大致与今天的综合性报纸相当,以反映本省新闻为其一大特点。内容上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版面安排上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是观察当时贵阳市民生活、了解西部媒体发展的一面镜子。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

近代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左、右派系的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上海一地孙中山纪念活动的主题。1927—1937年,"大上海计划"取得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事实上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以近代上海为案例研究,可见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既可归因于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华界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双重的矛盾——印度尼西亚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解析(1949-1966)

从1949至1966年,印美两国关系经历了友好、冲突、缓和与恶化的曲折变化。印尼中立主义与美国遏制战略之间的冲突,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重矛盾。印尼民族主义与美国维护冷战盟友荷兰、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冲突,则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二重矛盾。印美两国矛盾的实质在于,冷战的两极格局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和一个新兴地区大国之间难以调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蒋介石与战后学潮(1945—1949)

战后频发的学潮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外交、经济、地方管制等领域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执政者的蒋介石,其学潮应对却是无解的困局。首先,蒋难以有效控制党内各级干部,甚或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主动参与乃至组织学潮,蒋受主客观环境困扰,无法有效消除派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蒋学潮认知思维模式固化,过于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合理诉求与党内弊端。而蒋在处理各类学潮的过程中,没有清晰的应对策略,往往在制裁与疏导、纵容与压制之间犹豫不决,国民政府在各地连续不断的学生抗议声中迈向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