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

战国铜器刻辞里常常出现"自"字。例如: (1)□公左自重(《洛阳古城古墓考》图版187之9) (2)廿九年十二月为东周左自佰壶(《三代》12.12,壶) (3)(彳壴)公左自(又12.15,壶) (4)□公右自重□(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陈列室藏鼎) (5)公朱右自(《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R434,A 109,鼎) (6)盖铭:公朱左自器铭: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朔,左自冶大夫杕命(?)冶喜(?)铸贞(鼎),容一斛。(《文物》)1965年7期53—54页)①     

从“函池”看“阳信家铜鼎”铭的意义

一九八一年五月,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南从葬坑中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镌有“函池”二字的计有: 鼎一件。腹外侧铭文:“阳信家,容二斗,并重十六斤,第十七,黄山。”盖外侧铭文为:“阳信家铜二斗鼎,盖,并重十四斤四两,四年二月工官得指造,第十二,函池。”炉、杯各一件。炉壁口沿外侧铭文:“阳信家铜炉,重二斤七两,三年曹孟所买,第六,函池。”耳杯底有铭文:“阳信家铜杯,容二升,重十五两,三年曹孟所买,第五,函池。”另一炉口沿外侧的铭文为:“阳信家,重二斤七两,第十,函。”另一杯的铭文刻在腹外侧:“阳信家,容一升半升,重十五两,第九,函池。”     

新郑博物馆藏战国带铭青铜器

最近,河南新郑市博物馆在藏品建档中发现3件战国带铭文青铜器。其中铜鼎1件,铜戈2件,现介绍如下：l．铜鼎（图一）;日藏。高16厘米,口径15厘米,重2M0克。鼎盖与鼎身合成一个扁圆体。子母口。鼎盖鼓起呈覆盘状,上有三“凸”形钮,组成等边三角形且与三足对称。鼎盖中央部位铸铭“始是官”三字。（图四：l）鼎肩附一对长方环形耳,两耳微曲外移．圆腹较深．小平底．下部右尊自一铜鼎蹄形三矮足。腹部饰一周凸弦纹。铭文“越是”疑为地名,无考。“官”字在战国铜量器铭文中常见,如“上官”、“下官”、“私官”等。2．铜戈（图M）197…     

西汉安邑宫铜鼎

山西省洪洞县城关公社李堡大队1975年平整土地时出土一件铸有"安邑宫"铭文的铜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兽首衔环素面铜甑与铜勺共三件(图一),这些铜器现存洪洞县文化馆。铜鼎附耳,蹄足,鼓腹,腹上部有平而薄的凸棱一周。鼎盖作半球状,三环钮,钮顶突起圆形。通高23、口径16、腹深15厘米(图二)。鼎素面,从其形制来看,和山西右玉大川出土的"鼎2"以及西安高窑村出土的     

西鼎考

<正>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兴平汉墓出土的铜鼎,鼎耳外侧竖刻铭文两行,左侧为"九斤十五两",右侧铭文暂不识。王亚庆认为此鼎系西汉中期之物[1]。细审此鼎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鼎耳右侧的铭文,实际上应是"西"字,故此鼎可命名为西鼎。西鼎敛口,鼔腹,圜底,近似于椭圆形,其造型在西汉时期的鼎中并没有类似者,相反倒是与咸阳塔儿坡墓葬出土的三十六年私官鼎[2]及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战国嵌金银卷云四瓣纹     

三件清光绪五年的银锭

1988年,河北省博物馆在邯郸文物部门的协助下,征集到三件清代光绪年间的银锭。据介绍,这些银锭是当地农民在取沙子时挖出来的,同时还出土了一片木杠,出土地点在今邯郸市临漳县的原漳河故道中。三件银锭形制相同,均为亚腰椭圆形元宝,椭圆的两边有上翘的双翅,中间低平,底部有砂眼。银锭长10.3厘米,宽6.5厘米,高5.5厘米,分别重1850克、1860克、1830克,属于清代的50两银锭(图一)。三件银锭的面部均刻有相同的铭文,左侧竖刻“有成号匠罗芝”,右侧竖刻“光绪五年”,上部居中横刻“江汉关”(图二)。从铭文内容看,“有成号匠罗芝”应是铸造银锭的作…     

三年垣上官鼎校量的计算

传洛阳西工区一带出土的三年垣上官鼎[1],形制、字体均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垣上官鼎相似[2],只是略小一些。其铭文“垣”字和“上官”等字方向差90°,两器全同,无疑是同时的制作。蔡运章、赵晓军两先生已对这件鼎做了很好的研究,现在其基础上略加补充,和大家商榷。凡两先生已论到的,这里不再重复。鼎上第一处铭文是器的藏用者所刻,其文字是:我在小文《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中计算过两器的校量铭文[9],均属韩人所刻,铭文记的“大”、“少”是实测容积比预定的容积大或小。三年垣上官鼎的校量铭文,当系魏人所刻,所记的“大”则是预定容积比…     

楚鼎铬文考释与屈原辞赋记实辨析

屈原辞赋含有寓意深刻的记实性。我们从研究湖南常德市德山1958年出土的“正阳”鼎和桃源县三元村1985年8月出土的“阳王鼎”的铭文涵义里,又得到了新的启示。这两件楚式铜鼎的时代均属战国中期偏晚,由于铭文系刀刻,因此铭文?刻时间当稍晚于铸鼎年代。刀锋犀利,字迹清晰。     

西汉馆陶家铜连鼎及王氏一斗鼎

1969年和1981年,咸阳市博物馆先后收集到两件铜器,现介绍如下。馆陶家铜连鼎 1981年收集。此器由四个造型相同的鼎连结而成。四鼎大小一致,分别有盖(其中两盖已失),盖上有三个环纽,盖可以倒置。鼎均为敛口、子母唇、鼓腹、圜底,各有两环形耳,外侧各有一蹄形足。腹部皆有凸弦纹一道(图一)。其中一鼎腹部有铭文一行共二十字:"铜连鼎四合,容各三斗,并重九十三斤,馆陶家霸田。"(图二)其中一鼎通高22、口径21.5、腹径27.5厘     

“应史”诸器与周代异姓史官

198 2年 1 1月 ,河南平顶山市郊区阳岭上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① ,其中 4件铜器上铸有铭文 ,铭文中均有“应史”二字 ,现介绍如下 :《应史鼎》铭曰 :“应史作旅鼎”。此器口微敛 ,卷沿 ,沿上有双立耳 ,斜垂腹 ,三柱足 ,口沿下饰以细云雷纹为地的回首夔龙纹。铭文以竖行铸在器壁内。 (图一 ,1 )《应史簋》铭曰 :“应史作旅簋”。此簋带盖 ,盖上有喇叭形握手 ,子母口 ,斜颈 ,鼓腹 ,圈足 ,盖和颈部饰条带状变形夔纹 ,圈足上有一周弦纹、两周细云雷纹。器内、盖内所铸铭文相同。 (图一 ,2 )《应史爵》铭曰 :“应史作父乙宝”。此器侈口 ,长流 ,…     

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考释

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以下简称<署志>)1996年9月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朝克图山的耶律祺家族墓地二号墓.墓志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志盖,正面的斜面刻十二生肖像,中央台面没有刻字(图一).背面刻契丹小字27行(图二).志石刻契丹小字21行(图三).二石共刻契丹小字51行.出土情况已有报导1.现对墓志作一考释.如有不妥之处,尚希诸家博雅不吝赐教.     

湖北宜都发现汉“竟陵”铜鼎及铭文

1985年7月底至9月上旬,我馆在湖北省宜都县陆城镇南郊配合基建工程时,发掘了一批两汉至晋代的古墓群(简报待刊)。其中一砖室汉墓出土一件带铭文的铜鼎。该鼎上有:“竟陵”铭文二字(见照片)。拙     

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

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简报见本刊11期),这批铜器共五件,出土于一个西周窖藏中,计:鼎一、段一、甗一、盨二。两件盨的大小、形制及纹饰均相同。五件铜器中,只甗和盨有铭文,而以盨的铭文最为重要。两件盨的铭文是相同的,每一件盨的器、盖铭文又相同,只是行款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汉金文“杜宜”考识——兼谈汉代铜器铭文的宫名“省写”现象

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著录有两件汉代“杜鼎”,两鼎器盖各有两组刻铭,现将两鼎器盖铭文转录如下：     

■阳鼎跋

笔者于一收藏家处得见一件铜鼎,据云早年得自西安古董市场。此鼎为平沿,敛口,子口,双耳高出口沿外侈,扁圆腹,腹上有凸弦纹一周,圜底,三蹄足。鼎盖已失,通体呈“黑漆古”,黝然发亮。鼎保存基本完好,只右耳与身相接处开裂。通高15.7、口径14.8、耳高5.5、足高7.1厘米。重1690克。容水2174毫升,容粟米2217毫升(图一、二)。此鼎与战国秦十六年私官鼎、中败鼎的形制极为相似,应为战国晚期秦器。鼎的子口下方有镌刻铭文,可辨者共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193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经初步整修去锈,发现三件器上铸有铭文。其中一件鼎盖内有铭文五行,共四十四字;肩部与盖同铭,环绕二周。根据铭文可知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浙江境内出土,实属罕见,这为研究春秋时期浙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大利铜鼎铭文“■”字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圭”

<正>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鼎,器身与盖均刻有铭文,据鼎铭可称其为大利铜鼎。此鼎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石桥乡,口径14.5、通高17.8厘米,重1722克。盖、器子母口扣合,双附耳,腹部有一周凸棱,三蹄足,盖上有三环纽。器盖铭文为"大利",器腹铭文为"大利七斤三□"(图一)。"大利"为当时的流行吉语,器铭末尾缺释之字当是汉代"铢""两"之类     

当鼎铭文考释

前两年,山西省新世纪文物发展中心从晋南临猗县收购了一件汉代铜鼎,鼎腹侧刻有铭文,我有幸看到此鼎,颇感兴趣。现将该鼎的时代与铭文考释如下,供有关学者研究参考。鼎呈扁圆形,盖与腹子母扣合。腹为敛口,口舌内折。附耳微内倾,蹄足内侧平齐。腹中部有凸棱一周,外底中间凸出一小道铸痕。隆盖上分置三环钮,钮系扁长条作桥形,顶端有乳突。鼎盖略大于鼎腹,可能为早年后配。鼎整体素面,腹面銮金,鼎腹相当完整（附照片地在鼎腹上部一侧横排直刻铭文一行,为“当赔一斗．半升”六字,其中“赐”字疑后填（见图片）。通高18．6、口径1…     

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扣器漆盒及相关问题探讨

1999年元月,常德市文物处在湖南常德德山的寨子岭发掘了一座两椁两棺的楚墓,出土了错金铭文弓末系弦器一对,“噩 大夫 ”(图一)铭文铜印一枚,还有“十七年太后詹事丞□,工师□,工季”(图二)针刻铭文的扣器漆盒一件,该墓以其明确的墓主身份和确切纪年的标型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笔者曾参加了该墓发掘,现就该墓有关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     

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

建国以来,在辽宁、河北、湖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代、北宋和辽代墓葬或塔内出土的文物中,陶瓷器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包括若干带"官"、"新官"铭文的白釉瓷器。河北曲阳定窑窑址也发现过"官"款白瓷一片。综观各地出土带"官"、"新官"铭文的瓷器,联系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器物,可以看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白瓷,以碗最多,此外有洗、盘、瓶、罐等器;铭文都刻在器物的底部,全部是阴文,字体大体雷同,多数比较秀丽,少数显得草率;制作工艺多数比较成熟,胎釉细洁,浮雕和划花纹饰都具有一定水平。青瓷带"官"字者只出土过一件瓷瓶,铭文不刻在器底而刻在瓶的肩部,属五代越窑产品。 1956年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四件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