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与中国考古学

<正>翁文灏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13年,翁文灏从比利时鲁汶大学学成归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1916年地质研究所停办,翁文灏转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其在1921~1939年间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带领中国早期地质工作者着力于地质调查科研,取得了为国际所称道的成绩,他本人也因卓越的地质学成就而蜚声国内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翁     

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

邵晋涵强调史家著述宗旨。从学术传承关系上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强调私人修史具有别识心裁。邵晋涵的见解,包括他的直笔论和对书法义例的看法,都贯穿到他的修史实践活动中去。     

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

马克思受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曾对兰克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苏联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兰克被定格为反动派。马克思的兰克评语早在1945年即已通过苏联学者的论文译介到中国,但最初似无影响,至1960年代初借助各种译著的传布,始被中国史家所熟知,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1958年开始中国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更好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1960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密集译介兰克的资料,有些史家积极批判兰克,但所凭借的文献多为二手著作,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兰克作品。进入"文革"时代,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让-丹尼斯·维涅(Jean-Denis Vigne)访谈录

李、吕:您是如何开始对考古学产生兴趣并最终把研究方向集中到动物考古方面的? 让-丹尼斯·维涅:我从10岁起就对海洋无脊椎动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1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定期参与正式的考古发掘.自然而然地,我对发掘出土的贝壳及骨骼产生了兴趣.发掘的负责人给了我极大信任,让我去研究这些贝壳及动物骨骼,于是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还鲜有研究的领域——人类社会与动物的关系(即动物考古学).动物遗存蕴含的丰富信息使我迅速着迷.掌握这个研究领域需要了解很多学科的知识,比如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等等.在大学里,通过选修课程的方式,我先后学习了地质学和生物学,然后又学习了考古学,并且每年都会参加至少两个月的发掘活动.     

《中华远古之文化》重要价值再认识——纪念中国考古学初创标志性发掘研究报告发表100年

<正>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发掘与《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发表1914—1924年,瑞典籍学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并着重于新生代地质学的研究,后来兴趣逐渐转移到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1918年安特生在河南省的一些地点考察,曾到渑池县一带调查古生物化石。1920年秋他又派采集员刘长山来河南进一步收集哺乳动物化石,     

实践·思考·创新——《南方文物》“聚落考古”专栏开栏辞

关于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中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早在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已经有了聚落考古的萌芽。到了1928年开始发掘安阳殷墟时,已经大规模地揭露殷墟宫殿区和王陵区,实质上这就是在做聚落考古,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聚落考古的理念罢了。苏联考古界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学者批评传统的考古学"见物不见人",从1934到1940年,着手在乌克兰境内的特里     

中国烧酒名实考辨

中国烧酒起源于何时,史家一直存在争议。旧史记载均以元代为起限。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力图发掘唐宋时期的零散史料,借以论证元代以前我国已有烧酒生产,然而至今一直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发表了李华瑞先生《中国烧酒起始探微》一文(以下略为李文——编者),在整理前人提供的资料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从而得出唐宋时期中国已有烧酒的结论。笔者认为,若要证明唐宋时期     

法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及其相关遗址的研究进展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大门由法国学者开启。从20世纪20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在庆阳发现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到21世纪最近几年法国学者博伊达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参与龙骨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学者参与了庆阳、水洞沟、萨拉乌苏、泥河湾、龙骨坡等一批重要遗址的相关工作。本文主要梳理法国学者与上述遗址的关系,并概述这些遗址新近的研究进展。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新释及永泰公主之死

永泰公主是怎么死的?史书记载:公元701年(长安元年九月初)永泰郡主参预议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潜入宫中,为武则天所杀害。一千多年来史家无有异议,自1962年发掘出土     

西方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

<正>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特征的讨论历来不乏其文,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多只是注意到了总结和评价史家的思想以及写史的风格与方式,虽然同时也都会提及史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但仅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少有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史家及其著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史家本人及其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当时读者的期望等等,从而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本文则试图将一种尽可能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就其自身的     

殷墟发掘成果与展望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先生到安阳小电主持第一次考古发掘,揭开了殷虚发掘的序幕。今年正值殷墟发掘70周年,郭沫若先生曾赞誉殷墟发掘是新史学的开端,中国古史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殷墟考古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础,他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呈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著名学者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了契刻文字,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纷纷从事甲骨文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在众多的甲骨文研究者中,贡献最大、成果最丰当数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是收藏甲骨文数量最多的…     

“文明”古义求索

“文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即接受了西方所确定的基本内涵,而舍弃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明”一词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及价值判断,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得不面对“失语”的尴尬和由于传统断裂而产生的“无根”的惶惑.为此,我们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的使用状况入手,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参考当下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掘“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话语系统中的内涵和所指,以开启尘封已久的通向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门.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学者翁文灏的从政“四部曲”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各方面研究皆有贡献,并创造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驹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王记录中国古代关于史家素养的论述,影响较大者,前有唐代刘知几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说,后有清代章学诚的德、才、学、识“史家四长”说。然而,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史书毕》中提出的“公心”与“直笔”二...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全六册)

杨栋梁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成果,约500万字,集十余位作者之力完成。全书发掘使用了大量日本原初性政府公文、报刊时论文章、各类调查文献及学者著述,在分析总结古代日本中国观的基础上,深度考察了1603年以来日本对华认知的特点及其演变。第一卷"总论",把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概括为从质疑到蔑视(1840—1895)、从蔑视到无视(1895—1924)、从无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