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旧五代史》校误

1 《旧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纪中》清泰二年夏四月癸未条 :以宰相卢文纪兼太微宫使 ,弘文馆大学士姚加门下侍郎 ,监修国史张延朗兼集贤殿大学士 (第 6 47页 )。按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宰相之职”条 :“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 ,无常员 ;有二人 ,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 ,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 ,各除。唐以来 ,三大馆皆宰臣兼 ,故仍其制。国初 ,范质昭文学士 ,王溥监修国史 ,魏仁浦集贤学士 ,此为三相例也。”① 唐代宰臣所兼三馆职 ,至晚在唐…     

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的馆职体系及其职掌

乾隆朝诏开的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是为纂修“清六通”而设立的官方修史机构,稳定健全的馆职体系是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纂修工作顺利展开的必要保障。根据“清六通”书前的《职名表》并结合其他档案文献不仅可以对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的馆职体系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各馆职的具体职掌亦能有更加细致的考察。总裁、纂修及各类勤务人员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为完成“清六通”的纂修作出各自的贡献。     

明代殿阁大学士非阁臣代名词

在明代 ,殿阁大学士与阁臣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但绝非等同关系。然而学界至今将两者混为一谈 ,或以殿阁大学士代指阁臣 ,或把阁臣直呼为殿阁 (或内阁 )大学士 ,如 :安徽教育出版社 1 991年版徐连达主编的《中国历代官制词典》 (第 6 3页 )在“大学士”一词中言 :“明成祖朱棣即位 ,命以翰林院编修等官入值文渊阁 ,参预机务 ,称为内阁大学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 992年版俞鹿年编著的《中国官制大辞典》 (第 2 2 8页 )对“内阁大学士”一词的解释是 :“大学士以所系殿阁衔为正式官名 ,因其在宫城内的内阁中办事 ,通称内阁大学士。”商务印书…     

翰林学士院何时兼修史之任

翰林学士院(后名翰林院)是出现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个重要中央文化机构。它最初的职掌是起草制诏,后来主管范围日渐扩大,将很多国家文化事业都包括了进去,修史工作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时,经常要涉及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院兼管修史究竟始于何时?清人的一些著作认为始于明代。如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词林典故》(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2《官制》云:“唐设起居郎、舍人,史馆领在门下。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虽官异翰林而事实相近。至明代官从并     

民国国史馆述略

国史馆的成立,几经提议,筹备了数十年;既已成立,不几年就因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而随之迁往台湾。 一 胡汉民首倡难遂其志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当百废待兴时,胡汉民、黄兴等于1912年3月呈请设立国史院。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深表赞同”,交付临时参议院议决,并谓“俟遴得要人,即行委任”。同年12月1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明令颁布了《国史馆官制》,并于当日施行。《官制》规定:“国史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二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魏国显《史书大全》五百十二卷。”同书“传记类”著录:“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通史类”著录有:“魏国显《史书大全》五百十二卷……《三才考》四十六卷《列国史补》十八卷;“史学类”著录:“魏国显《历代史书总论》二卷”;“传记类”著录:“魏显国《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该书的著录大体与《明史.艺文志》相同,只是在魏国显名下又多了《三才考》等三种书。以此推论,这些书似分别由魏国显和魏显国二人所著,但事实并非如此。最有力的证据是现存明活字…     

《元史·食货志》点校正误一例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本文所引《元史》均为该版本)卷97《食货五》中有如下记载:“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此处标点有误,理由如下:据《元史》卷60《地理三》载,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领之奉元路“领司一、县十一、州五。州领十五县”。奉元路所“领司一”即此段文后随即提到的“录事司”。此段文后详列奉元路亲领的十一个县,其中包括“咸宁,下。长安,下”。《元史·地理志》纂修之时,遵循“各路录事司与路所亲领之县与府、州之隶路者,低于路一字”的原则。可见,录事司…     

西夏史书与三史的《西夏传》

西夏本有国史 ,史载 ,斡札箦即为掌国史者。有夏一代 ,斡氏世掌国史 ,其子弟中多知书者。仿唐设国史馆之制 ,西夏仁宗于天盛十三年 ( 1 1 6 1 )年春正月 ,立翰林学士院 ,以王佥、焦景颜等为学士 ,俾修《实录》。同年夏五月 ,仁孝命王佥等掌史事 ,纂修《李氏实录》。夏国文臣所作的国史及实录当是用蕃书即西夏文写就 ,到清末还有传本。柯劭《西夏纪序》载 ,光绪七年 ( 1 881 ) ,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四川成都客居 ,他曾见到有人收藏数册西夏国史 ,王懿荣认为是用梵文写就 ,柯劭指出非梵字 ,是西夏文 ,嘱咐王懿荣速去购买 ,但藏史人视之为…     

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

明初官修《元史》的主要材料来源是元十三朝实录,此为治史者所熟知。至于元十三朝实录的材料来源问题,则史界尚少专门研究,甚至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元末明初人徐一夔《始丰稿》卷6《与王待制书》云:“仆自有知,颇识元朝制度文为务从简便,且闻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以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     

读《悬泉汉简（贰）》札记四则

通过考释《悬泉汉简(贰)》中部分简文的字形,认为:“■”即“借”之繁体,借出义;原隶定作“■”的字应隶定作“■”,指马腹带系辔环中的舌;原释文中的“部还”应作“部置”或“部置”;“佐■受遮”缺字应为“书”字,“书”是悬泉置下置佐的名字。     

《一种未被著录的<刘子>敦煌残卷附校记》勘误表

(一)正文: (1)第53页第三行:“北齐刘书”,“书”当作“昼”。(2)第53页第四行:“阜城刘书”,“书”当作“昼”。(3)第53页倒数第一行:“傅增相湘校录本”,衍“相”字,当去之。(4)第54页第13行“《记附》第二十一”,“《记附》”应作“《託附》”。(5)第54页第二十二行:“伯三五四六”,“三”当作“二”。(6)第54页倒数第四行“……顾廷龙教授请求”,“求”应作“教”。(二)注释:     

《明史·职官志正误一则》

《明史》卷74《职官志》三曰:“洪武元年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僧姓名,时其物价。”(中华局标点本第1815页)按:“牙僧”误,应作“牙儈”。“儈”字和     

从《隋书·经籍志》看汉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

《隋书·经籍志》专为历史书设立史部,并分为十三类。第一类曰“正史”。正史为纪传体,以纪帝王的“纪”为纲,以纪将相大臣宗室外戚的“传”为纬,突出君君臣臣的观念和君臣的地位。《隋志》云:“占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按照此说,似乎正史起源甚早。但实际上,共著录正史,自《史记》开始。又在叙述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刘珍等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情况之后,曰:“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自汉至隋,代有共作,一部接着一部,没有断线。甚至“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如著录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九家九     

《明史·艺文志》正误二则

《明史》卷77《艺文志》二曰:“胡諲,《河南总志》十九卷。”(中华书局标点本是第2409页) 按:“諲”误,应作“谧”字。胡谧,字廷?,浙江会稽人,天顺元年进士。该志修于成化二十年(1484年)。据成化二十二年刻本,卷首有胡谧“河南总志自序”。顺治《河南通志》前序云:“旧有通志,天顺间创始于提学副使刘公昌,后十余年副使胡公谧略加芟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六,《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中国地方志综录》177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均作胡谧,《河南总志》十九卷。     

《明史·云南土司传》校正一则

《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传一》顺宁府条载:“顺宁府,本蒲蛮地,名庆甸。……元泰定间始内附。天克初,置顺宁府并庆甸县,后省入府”(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079页).同书卷四六《地理志七》载:“顺宁府,元泰定四年十一月置。”按:所说并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及一五九.顺宁府设置时间一说“天历初”,一说“泰定四年”。孰是孰非?此为以元泰定四年置说为是。理由有三:1.《明史》除《云南土司传一》载顺宁府于天历初置外,它处不复见。而同书的《地理志七》明确记载“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十一月置。”《明太祖实录》也载此说.更为重要的是,《明实录》是     

“席彖”而非“席篆”辨

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附弟“篆”。“篆”误 ,应作“彖”。复核殿本底本 ,也作“篆” ,可知根源在《明史》馆臣修史时误记 ,谨辨正之 :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席彖”。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79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据《进士题名碑》拓片、《登科录》 ,参以地方志编撰而成。书前《索引》为“席彖” ;书中《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正德九年甲戌科》“席彖”排在第五十二位。二、《国榷》① 记作“席彖”。该书卷五一武宗正德十四年 :“谪户科给事中席彖夷陵州判官……以长按黔国公沐所劾按察使沈恩等…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条目辨正

近检《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吴海林、李延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现若干讹误,今以《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等史料校之,兹辨正如下: 该书第216页云: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济先生,河津(今属河南)人。按:(一) 与弼字应作“子传”,见《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疑“传、傅”形近而误。《辞海》(修订本)亦作“子傅”,误。(二) 与弼号应作“康斋”,见《明儒学案》。     

《明史·艺文志》正误三则

《明史》卷97《艺文志》二日:“戴诜,《易州志》三十卷。”(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06页) 按:“诜”误,应作“铣”字,形近而讹。戴铣,字宝之,江西婺源人,弘治九年进士。《明史》卷188有传。据天一阁藏弘治年间刻本《易州志》二十卷,卷首有弘治十五年,“征仕郎,兵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婺源戴铣‘新葺易州志序。’”明朱睦(?)《万卷堂书目》卷二、《中国地方志综录》19页、《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55页均作戴铣,《易州志》二十卷。《明史·艺文志》(标点本2403页)另著录戴铣《朱子实纪》十二卷。该志原为二十卷,未见增补,“三十卷”应误。“樊文深,《河间府志》二十八卷。”(同上) 按:“樊文深”误,衍“文”字,应作“樊深”。樊深,字西田,大同人,嘉靖十一年进士,     

《列国志传》的艺术得失

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实录”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古代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林瀚的“正史之补”和张尚德的“羽翼信史”说,直接影响余邵鱼创作《列国志传》。余邵鱼自称《列国杰传》“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根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陈继儒进一步为其总结说：“《列国》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Ill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诞,灿若肿列,即野修无系朝常…     

《宋史艺文志》“不著录”部分的性质再探

《宋史艺文志》“不著录”部分的性质,学界观点不同。全面考订“不著录”条目,可知元史官设立“不著录”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补充《中兴四朝国史》未收的南宋末年著作;其取材并非碑传资料等二手文献,而是根据实藏书籍登记。该部分在编纂时有几种可能的来源：一是元初秘书监等藏书机构原有的实存书登记,二是某些元代藏书家的登记簿,三是危素为纂修三史在江南收书时的藏书登记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