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黑龙江存在"秽貊族系"说应当再研究

作者对黑龙江存在"秽貊族系"说提出置疑.认为"吉里亚克秽貊先世说"、"白金宝文化秽貊系说"、"夫余建国黑龙江秽地说",都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提出,这些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明建国之地为秽地说"误导出的.然而夫余建国之地并非"秽地",秽人家乡在朝鲜半岛中部,东北大陆不存在秽人实体,秽与貊作为族系在东方并未形成,黑龙江更谈不上存在"秽貊族系"了.     

论家国一体问题

在中国和西方古代君主制社会中,都有"君主是民之父母的思想"发生、流传。但西欧的这种思想没有中国的强烈,因为西欧国家还有教会,教皇、神甫、牧师等独占了民之父母的称谓和地位,使得国王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机会减少。中国君主力量强大,特别是宋代之后,明清王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制君主制,皇帝、官僚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情况大为增加。但是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对皇帝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政治上公、私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代家国并非一体。君为民之父母一说,可以休矣。     

萨满教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文化支配东方"异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手段。萨满教作为一种"异文化",20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并因其越来越在现代知识网格和制度体制中占据位置,而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20世纪初中国引介的西方话语与本土具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塑造,而成为社会文化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我们欲以"异文化"萨满教为基点,勘查文化霸权在东方具体的运作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东方主体的角度回应了萨义德解释的东方学实质。     

中原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

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是否应有其"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是否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本文根据对有关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万邦"即可用以概括这个"过渡"阶段.在古代的"万邦"时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具备了由氏族制度解体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应该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使用中国古代文献早已有的"万邦"一词,比使用"城邦"、"酋邦"等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     

历代废太子的命运

帝王之家,似只有争夺权力之心,无亲情可言。皇太子即皇储,为古代专制帝王法定接班人,通常被视作"副君"、"国本"、"天下之根本"或"天下之公器"。严格来讲,古代中国的"权"与"贵",有交集却并非完全重合。单以权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帝制中国法律文化图景

西方学界对帝制中国法律的认识受到"现代主义"价值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是"东方社会",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并注重批判帝制中国法律的"专制主义";二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制度功能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秩序控制,同样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洞见与偏见并存。西方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中国法律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对于国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     

博物馆书画展览中"物"与"人"的联接——从"气氛美学"唤醒"气韵"的角度谈起

博物馆书画展览因学术性、专业性过强,迟迟未实现在大众之间的普及并进而与之融通."气韵"是书画展品的灵魂,其美学传播与接受情况应予以关注.从西方"气氛美学"的现象学视角关注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气韵",使人们关于气韵单方面归属于"物"的传统认识被打破,进而拓展为"物"与"人"之间的双向联接.基于此,博物馆策展人应重视"物",围绕其展开学术研究,扩大社会传播,进行氛围营造;同时重视作为感知者的"人",在审美感知上,为"人"提供"通感"化沉浸式审美体验,并致力于提升其审美感受力,借此使颇具学术性的气韵为日常审美的气氛感知所唤醒.通过做好展品解读和创新宣传方式,使气韵语境化且生动、可感知.     

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读马克垚先生《古代专制制度考察》

<正>今年3月,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马克垚先生出版了又一部精品力作《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下文简称《考察》),这是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比较研究的最新成果。~((1))该书对"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专制相对立"语境的形成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这是"东方主义"在作祟,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先生对古代罗马、西欧中世纪、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作了细致分析和客观论述。     

中国体育人的“原罪”身份——基于文化学原理的中国武人后裔生存处境考察

中国体育人源于中国古代的武人、流民和"闲人",这些人自古以来就有自然的合群性,同时也有其自成群落的闭锁性,且以其相对特别的信仰和禁忌体系为心理支点。中国体育人有一种游离于儒家文明的潜在动能,一度群体性地出现过逃离体育圈的现象。体育时常成为体育人的一种身份转换的工具,它沟通了远古非儒学群体的巫者的惯常社会职能。脱离了儒学教化的意义体系后,中国体育人和西方人在行为学上体现出更多的共性,而当代中国体育人所承受的社会偏见却是西方人无法感受到的。体育人的原罪感来自儒教的教化性歧视,而绝非因为缺乏所谓的文史类知识。随着普泛价值观在全球的风行,中国体育人逃离体育圈的现象理应减少,体育人已然承担起改进中国人价值观的任务。     

考古学概念的考古

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我国学界将"考古学"这一术语对应于英文的archaeology,但是"考古"这个术语和概念却是本土的含义,它源于宋代《考古图》。因此,这种将本土术语对应西方的概念,最大的问题是对译的意思并不契合。《考古图》的本意,是用古代器物及其铭文来考证古代的文献记载,因此中文的"考古"也明显带有考证的意思,是文献学的延伸。英文的archaeology由来自拉丁文的词根arche与英文的词尾ology(…学)构成,arche的原意并非中译所意指的"考证古代",而是"开端、来历、起源"的意思。此概念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古代圣贤最初对世界万物来历的冥想和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自然、人类和社会起源的思索,后来才专指对人类史前史的探究。今天,考古学被定义为一门从物质遗存来探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从该术语的本意出发,这门学科应该被理解从物质材料来探索人类的来历,了解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是如何产生,以及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的。这篇摘选的译文详细介绍了arche概念的来历,以及考古学早期科学化的过程。作者从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圣经》作家说到汤姆森和蒙特柳斯,为我们梳理了考古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过程,是对考古学概念...     

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

公元前401年,万余名希腊籍雇佣军随波斯王子小居鲁士起兵,参与波斯内战。在小居鲁士兵败被杀后,这支雇佣军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翌年返回。这是东西方民族关系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古代文献中提及的波斯国王的军队在交战中被希军“赶跑”、“击败”,然后国王又派兵“护送”希军出境等内容,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登了德国学者雷纳特·米勒-沃勒曼的文章《古代埃及国家与离心化危机管理》。此文指出,埃及古王国的崩溃导致大饥馑发生,地方统治者通过新的人工灌溉方法来解决灾荒问题。因而,古代埃及国家并不是如东方专制主义说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人工灌溉工程的发明而兴起的。晏绍祥的《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考察波斯帝国统治方式,认为波斯王确有专制权力,但其王权行使较多取决于国王个人能力,缺乏统一的官僚系统支持,总督决策少受国王干涉,地方层面则大体自治。这种结构是波     

提篮桥监狱第一个被处绞刑的犯人

绞刑,是死刑的一种方式,即用布帛、绳索把人处死.一般说来绞刑可以分为中国式和西方式两大类.中国式的绞刑在古籍《左传·哀公》中有"若其有罪,绞缢以戮"的记载,这说明早在周朝就已有绞刑.除了元朝没有绞刑以外,历代都把绞刑列为法定死刑.处绞刑时,大多在刑场上立一根柱子,死刑犯双膝跪地,并绑在柱子上,由两个刽子手用绳索绞紧死刑犯的脖子,经过"三收三放"的折磨,最后才将其绞死.由于绞刑后尸体是"完尸",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绞刑要轻于"斩刑"(斩首后,头颅与身躯分离).西方式的绞刑,一般用绞刑架,把人腾空吊起造成窒息死亡.在旧中国,西方殖民统治者曾在大连、吉林、上海等地建有绞刑房.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绞刑房大都被拆除,但是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提篮桥监狱的绞刑房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见证当年司法制度的"文物".     

近代日本文学家的"东方学"--以芥川龙之介为中心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在西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与"先进的西方"相对的"落后的东方",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学"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它在西方国家以东方国家为对象大力推进殖民政策的过程中,已成为一种霸权话语.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它在比西方国家落后几十年的状态下学习西方,并发展到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对象推进殖民政策.从日本近代文学家当时关于中国的言论当中也可以看出有类似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因篇幅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借鉴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提出的观点,重点围绕芥川龙之介这位作家,深入探讨他对中国的一些言论.     

从“割股疗亲”看明清孝道的愚昧化走向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以孝治天下",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与表彰下,历朝历代的孝子孝行层出不穷。唐代开始出现一种极端的尽孝行为——割股疗亲,随着两宋"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深入,这种行为更加普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孝治氛围的浓厚和专制统治的加强,在统治者两相矛盾和反复不定的态度中,割股挖肝救父母的现象愈加盛行,明清时期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愚昧化。     

尊君、改制与"实理公法"的初创——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世界观形塑为中心

随着19世纪末期思想与时势的密切互动,康有为在《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当中,通过对传统经学与西方学说的"创造性诠释",初步实现了他对于心目中新世界观的形塑.这一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有三:第一,在新的政治制度设计当中,凸显对于君权与大一统的尊崇;第二,在新的知识谱系与道德关系当中,以平等与人道的原则,建构以几何知识为框架的"实理公法";第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重塑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进而推动儒学在殖民时代的自我转化与全球扩张.这一奠基于"实理公法"之上的新世界观形塑,意味着康有为开始尝试以一种倾向于客观知识与外部制度的"普遍性",取代传统儒家世界观重视内在德性的"普遍性".     

非洲贸易珠

非洲贸易珠(Africa trade beads)是16到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时期的贸易商品之一,它兼有货币的功能,被大量贩往西非交换宝石、奴隶等.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收集古代装饰品的风潮中,贸易珠又从非洲被贩回西方市场,这些珠子习惯上被称为"非洲贸易珠",它是欧洲殖民扩张、技术发明、贸易关系的侧影.包括有"千朵花"、"雪佛兰"、"鹅莓"玻璃珠、缠丝玛瑙、捷克凡士林珠子等.     

既熟悉又陌生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高棉时期",那时候胡志明市属于高棉人的领地,后来被越南人占领。100多年前法国人来到越南的时候,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方情调的殖民城市,被世人誉为"东方的巴黎"。胡志明市旧称为"西贡",这个名字也是在长时间内为人所熟知的。西贡在越战期间是南越的首都,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为了纪念国父胡志明,遂将市名由"西贡"改为现在的胡志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