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朱家集铸客大鼎铭文中的"鸣腋"

本文是对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大鼎上的铭文第八字与第九字的重新考释,认为此二字当释读为"鸣腋"。鸣腋应是当时负责饮食的机构的名称。     

浅谈殷墟青铜器的铸后打磨工艺

打磨是青铜器铸后的重要加工环节,学术界鲜有讨论,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的数千件多种形状的磨石为认识这一工艺提供了材料。本文在打磨实验和对孝民屯遗址出土青铜器铸后痕迹观察的基础上,认为遗址出土的球状和有正圆平面的扁平状磨石可能不是用来打磨青铜器的,铸后打磨使用的磨石大多为中细粒的长石砂岩或岩屑长石砂岩,打磨内容包括青铜器铸造后留在铜器上的范线、模外范内涂层的涂刷痕迹,以及因铸造缺陷而产生的坑洼不平等痕迹。     

李三孤堆楚王墓铸客类铜器新论

李三孤堆楚王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战国晚期楚国王室墓葬,出土有72件带铭文铜器,其中以带有“铸客”或“铸器客”铭文的铸客类铜器数量最多。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经全面梳理国内外文博机构所藏铸客类铜器,共统计出42件（套）,其中有6件铜器铭文中虽无“铸客”或“铸器客”词组,但在造型、纹饰或铭文写法上与铸客类铜器存在紧密关联,亦可纳入。结合楚简和楚国玺印材料对铸客类铜器铭文进行分析和考证,铸客可能是地位高于冶师与佐的掌管铸造的楚人职官,其所铸器物的使用/保管机构大多为与饮食相关的内府机构,服务对象为楚国王室成员。     

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石鼓山青铜器铭文铸作工艺初识

石鼓山周墓出土较多青铜器铭文,整理金文资料时观察到铭文形制有别,经过分析注意到其差别是因铸作工艺不同所致。直接刻于范上所铸铭文即一般所说之阳文,属于范刻工艺。而阴文则是刻于模芯翻范后再铸。但晚商及西周早期多在修范时会加工字形,就是在字划贴塑泥条致笔画加粗而轮廓清晰,往往有肥笔现象则属"芯塑"工艺,不加泥条修范的文字笔画僵硬,属于模刻工艺。三类工艺技术的运用,以范刻最早可至中商,且一直可见;芯塑流行于晚商到西周早期;模刻也见于晚商及西周早期但较少,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一直流行。     

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

<正>1924年,王国维先生作《散氏盘考释》,文中论及盘铭"夨王",说:夨僭王号亦见他器。……当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史记·秦本纪》有丰王,彝器有邵王鼎,有吕王鬲、吕王壶,而录伯(?)敦云:"作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德”字

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里,“德治”是“礼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用来维护尊卑贵贱、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但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商代的铜器铭文里尚未见到有“德”字,而在殷墟卜辞中则多有发现。卜辞中的“德”,     

近年新出现的铜器铭文

2005年到2007年,我先后见到一些新出现的青铜器,对于有铭文者,随手作了记录,并拓印和拍照.这些铭文对研究上古史有一定参考价值,特介绍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释“沐斗”——随州义地岗曾国铜器铭文补说

本文对《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中的"御斗"进行补说,认为所谓的"御"应该是"■",读为"沐"。     

茂陵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铭文铜器

1990年5月,陕西省兴平市南位镇张里村汉陵砖厂在取土时,在距地表6～7米深处发现一从葬坑。茂陵博物馆闻讯后即报告兴平市文物主管部门,最后清理和追缴文物共计47件,其中铜器13件、陶俑31件、铁器3件,这些文物现收藏于茂陵博物馆。在13件铜器中     

试论曾国铜器铭文的纪年法

本文梳理曾国青铜器铭文资料,指出曾国的纪年法始终尊奉周正,春秋晚期出现少量以曾国纪年的历法,战国早期受楚文化的影响,偶尔采用大事纪年法。     

"集共"、"上林"铜鼎铭文考释商榷

<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刊载<洛阳新发现的两件有铭铜鼎>一文,其中释为"康共"的"康"字当是"集"字,"上林"铜鼎铭文中"啬夫钦省"的"钦"应是人名.     

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

辨读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弃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二则。曾公子弃疾斗铭文器名前之字应为"■",与楚文字多见的"■缶"之"■"一样,当读为"赴",说明器物移动使用的特征。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器名前之字当是"葬",说明器物属专为陪葬而造,"葬"字写法与秦系文字同而与楚系文字异,值得研究曾、楚文字时注意。     

由“长信宫”灯铭文说“阳信家”铜器的最初所有者问题

出土于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是阳信家铜器中的一件,关于其最初的所有者目前至少有三种看法。本文从汉代尚主制度与如淳注,刘揭父子与汉初列侯制度,没收赃物制度与阳信家铜器,长信宫与阳信家铜器等四方面,再次申述长信宫灯与阳信家铜器的最初所有者有可能是阳信侯刘揭父子。     

角王巨虚铭文镜及其铸制时期

遗留至今的汉代铜镜中,极少带有“角王巨虚”铭文。目前笔者搜集到6面带有这种铭文的铜镜资料。根据孔祥星、刘一曼两位先生在《中国古代铜镜》中提出的分类原则,这六面“角王巨虚”铭文镜应分属三种类型,即：四乳禽兽纹镜类、多乳禽兽纹镜类和规矩纹镜类。其中规矩纹镜类中又可细分为四神规矩镜和四神间隔规矩镜这两种不同的镜式。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20世纪初至今商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概述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以后,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有铭铜器,其中绝大部分出于河南,尤以安阳为最,其次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亦有大宗出土（参拙文《全国出土商代有铭铜器概述》,《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这些有铭铜器出土情况明确,器物组合清楚,学术价值较高,为进一步拓展商代铜器铭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M1西汉墓铜器上的铭文

西安北效枣园南岭M1西汉墓出土了数百件文物,其中铜量和带环铜附件这两件铜器上刻有铭文,分别是"私府"和"中厨"。经研究,"私府"为当时皇后系统主要官职之一,"中厨"则是"中宫厨长或中宫厨丞"的简称。     

虚无现实中的复仇——浅析《铸剑》中的人物及其思想

鲁迅的小说《铸剑》是作者自认为“写得较为认真”而非“油滑之作”的作品。小说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眉间尺、黑衣人和王,这三个形象分开来看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但若合为一体的话,便把人性中犹豫、贪婪以及执著这三个不同层面完整地展现了出来。而鲁迅的“复仇”思想母题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延伸和发展,以充满荒诞的结尾对“复仇”进行了消解,由此也可窥出创作当时作者矛盾而复杂的思想。     

黎城西关M7、M8出土铜器铭文及有关问题

在对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两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该墓地出土的仲考父盘等及传世的齐侯壶（洹子孟姜壶）铭文的释读和理解提出一些新的见解。M8出土的青铜器风格特征较近,年代应相近同,系M7墓主仲考父生前所作,年代略早于M7出土的仲考父盘等遣器,也早于墓葬即M8的年代。M7墓主楷侯宰吹（楷宰仲考父）与楷大司徒仲车父、楷大司工尚倮等皆任要职,其身份或皆系楷国公室,恐非如简报所云为士一级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