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

本文评述了与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相关的技术史、考古学和艺术史文献,概述了殷墟治铸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分析取得的认识和存在的局限,探讨了在技术演进、文化传播及治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深入的问题.     

集安出土赵国青铜短剑之阳安君为李跻

1977年吉林省集安县（现集安市）出土赵国阳安君青铜短剑,正面铭文“十（七）年相邦阳安君邦右库工师吏厩朝冶吏疱敦剂”20个字,背面铭文“大攻尹□□”5字。关于剑铭中的“阳安君”,简报称：“查找古籍赵国无‘阳安君’的记载。”黄盛璋先生《跋集安新出土阳安君剑》一文中也说不见记载。     

楚国青铜礼器组合研究

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数量大,种类丰富,制作精致,是华夏古文化的精华。在商周社会,礼器是贵族奴隶主在祭祀、宴享等重要的仪礼性活动中使用的一种器物。青铜礼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不同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的铜礼器的数量、种类、大小都有严格的区别。所以,铜礼器在奴隶社会是“明...     

寿县楚王墓的礼器组合研究

本文依据铜器所有者铭文的不同来统计和分析寿县楚王墓中所出土的各类青铜礼器,再将其纳入到整个楚国礼制系统中来考量,按照三套礼器组合的形式来探讨战国时期楚王级别所应使用的礼器制度,并考察在战国末年楚国东徙寿春后国势衰微的历史背景下,楚王室针对这一丧葬活动所作出的"礼制隆杀"情况。     

郑州早商铜礼器年代辨识

在夏商分界中起着基石作用的郑州早商铜礼器群为了解当时青铜冶铸工艺,探讨商代礼制和夏商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本文以器物类型学排序、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时代特征为依据,对其使用、埋藏年代加以辨识区分。在此基础上讨论使用年代与历史背景和埋藏中反映出的商礼。     

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制度

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形式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的礼器组合形式是鼎、簋、豆、笾等的组合,皆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组合形式是：鼎呈奇数、簋、豆、笾等皆呈偶数。奇数组合可以突出一个“居中”、“中央”、“太极”的地位,然后再形成对称形式,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周文化系统的鼎与簋、豆、笾等礼器组合,呈奇、偶纽合形式,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意识。     

殷墟仿铜陶礼器墓试析

殷墟四期偏晚阶段出现仿铜陶礼器墓,其器物组合较固定,所含器类较全,学者对其认识不一。作者认为其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又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变化密不可分,是人们对资源利用观念的一种转变。     

湖南辰溪出土东周剑形铜兵器

1978年8月,湖南辰溪县城郊公社东风大队修边流水大桥时出土剑形铜器一件。此器制作精细,形制特殊(图一)。宽格扁茎,茎上有二圆穿。器身与茎分二次铸,身插入格内,中脊起棱。格、茎两面均有纹饰,格一面为窃曲纹,一面为云雷纹;茎一面为水波纹,一面为云雷纹(图二)。身残长16厘米,格长3、宽4.4、厚2.4厘米,茎残长4厘米。根据形制、纹饰判断,此器应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     

几例罕见的复合铜礼器

复合铜礼器是将不同功能的器物搭配组合成一套,如壶与觯、卣与觯、卣与觚、鼎与俎等,与目前学界所理解的"一器多用"涵义有所区别,体现在其各部件的功能,一定是既有关联,又有差别。复合铜器主要出土于豫陕地区,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也能见到。在搜集的10件器物中,除2件为商代晚期安阳出土,其余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商人的影响。复合铜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藏玄机。将器盖稍加改动,就变成饮酒的杯子或者切肉的俎案,这种理念上的创新,与今天设计思想中的all-in-one,即一体化、多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形制特点、使用方式以及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复合铜器尽管设计奇巧,使用便利,但仍然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是其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     

青铜爵为饮酒礼器探析

青铜爵是夏商周时期酒器组合的核心,也是重要的酒礼器之一。本文通过对青铜爵来源、器物组合、发展演变的分析,提出青铜爵为饮酒器的可能性较大这一观点。此外,考虑到青铜本身的特殊性,推断青铜爵在诞生之初即为夏商周时期进行礼仪活动的重要礼器。     

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的新思考

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是研究青铜器的重点。前人已指出,殷墟青铜礼器组合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并随着各期不同器类的流行,产生不同的组合。但青铜器组合反映的都是墓葬等级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观察发现,殷墟青铜器组合可以在此基础上细化,"觚爵成套"和"偶数配列"是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形式。     

鲁国铜礼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两周时期的鲁国铜礼器与中原诸国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但同时,其在形制、组合、铭文方面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与其它诸侯国相比,鲁国铜器还有以下特点:铜器尤其是铜乐器数量较少,侯器较少,媵器较多。自始至终都存在甲、乙两个发展系统(组),甲组重舟轻鼎,而乙组则重鼎轻舟,乙组铜器一直是鲁国铜器的主体。     

殷墟青铜生产工具浅析

许多年来,殷墟发掘除出土相当数量的青铜礼器外,青铜工具也发现有数百件。这些青铜工具大都出土于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二者在种类、器形组合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墓葬出土的青铜工具更具有特点。本文通过对殷墟墓葬青铜工具的综合考察,旨在对殷墟青铜工具神圣化趋势作一简要的探讨,以探求其特殊功用和价值。一、殷墟青铜生产工具概况青铜工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中。1965年,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铜片①。甘肃东乡回族自治区林家的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址中、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中,均发现过青铜…     

三星堆青铜神树探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是一件极其奇妙的器物。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在造型独特的螺旋形结构中央天井里,可以看到它那冲天直上的身姿。它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而又宏伟壮观,无论是其穹隆形的底座,或是三层九枝上神奇的花果和立乌,以及树干上那条奇特的神龙,都显示出某种浓郁的象征意义。它会久久地吸引住你的目光,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进入了你的感觉,使你惊讶和赞叹。这时候解说员也许会告诉你,这件无与伦比的杰作是放大了3．5倍的仿制品,出土的原件要沿着螺旋形楼梯上楼后去精品厅观赏。正是这种巧妙的安排,使我们对青铜神…     

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

对于随葬燕式铜敦、豆的墓葬年代到现在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通过对东周燕式铜敦、豆表面纹饰的分析,发现了其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其纹饰的主题不仅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纹饰中最早的型式具有春秋晚期中原地区所流行纹饰的特点,但共出遗物的年代却属于战国时期。这为我们重新界定东周时期部分燕国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相对年代标准。     

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     

殷墟锡衣仿铜陶礼器的发现与研究

正目次一发现情况二涂层分析三性质与工艺四锡衣意义五锡衣与仿铜陶礼器一发现情况在殷墟文化四期晚段,随葬品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仿铜陶礼器,其形态、纹饰、组合均与铜礼器相同或极近。这类器物基本都是酒器或食器,有鼎、簋、、觚、爵、尊、觯、卣、、、共十一种~([1])。殷墟西区~([2])、大司空村~([3])、苗圃北地~([4])、四盘磨~([5])、小屯西二区~([6])、八里庄东~([7])、梅园庄南地~([8])、郭家庄~([9])、刘家庄南地~([10])等地点都有出土。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

1986年8月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内发掘出一尊大型青铜立人像。坑内出土的遗物近500件,有罍、尊、人头像、人面像、鸟、鹿、戈、“神树”等青铜制品;有璋、璧、戈、瑷、凿、刀、管、珠等玉石制品;有人面罩、鱼、树叶、圆形饰等金制品、以及骨、象牙、贝等。     

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

巴蜀青铜文化对于学术界并不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对此进行过探讨。如何从整体上考察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以明了其发展脉络和特点,还有待于新的努力。本文仅对此作一初步尝试。一青铜合金技术巴蜀青铜文化至迟在商代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阶段。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是巴蜀青铜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商代晚期,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二元合金和三元合金的技术,青铜制品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四类(附表一)。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蜀文化的     

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

对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从宗教人类学与萨满艺术的角度对其作了新的探讨,认为树与鸟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是萨满艺术中“世界之轴”或“萨满树”的典型特征,是萨满和巫师进行祭祀时沟通天地的主要道具.文章呼吁,对这类意识信仰的产品我们除了文献资料以外,还应该利用宗教人类学方法来深入解读其深层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