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流行服饰在龙门石窟中的体现

唐代服饰丰富多彩、美轮美奂,本文对唐代女性流行的主体服饰及龙门石窟唐代造像所反映出流行服饰特点的对照,用现实和艺术的结合来分析唐代流行服饰对石窟艺术的影响。     

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伎乐形象与唐代的乐籍制度

唐代墓葬中发现的体貌特征明显为胡人的伎乐形象反映了唐代乐籍制度下一个构成复杂、生活形态多样的边缘群体。这一群体凭借高超的乐舞才能在唐代从宫廷到民间的乐籍管理体系中呈现出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上的多层级关系,他们带来的西域各国乐舞技艺精华与唐代社会文化风尚相结合,生动诠释了唐代"礼乐治国"理念下胡乐胡舞的传播与融合过程。然而,这一群体在融入唐朝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文化冲突使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些许尴尬。     

明代松江府服饰风尚初探

本文运用大量史志文献资料,论述了在明朝政府鼓励农桑政策推动下,松江府纺织业、丝织业迅速发展,在全国处于优势产业的地位以及衣料的生产、织造与运用方面的情况。作者还详细介绍了明代松江服饰从头巾、帽子、男服装、妇女服饰以及鞋袜等几方面由俭朴到奢靡的变化过程,分析了服饰风尚变化的原因与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展变化的密切关系,以及服饰风尚的变化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唐代居住习俗与妇女地位初探

“夫随妻居”、已婚女性长住本家以及夫亡以后归宗,是唐代社会一种颇为流行的居住习俗。从民俗学和性别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和考察不难看出,唐代社会所流行的这种居住习俗,应是女性人身较自由、女性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以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较高地位的具体表现。     

民族、女性与商业——社会史视角下的旗袍流行

旗袍是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民国时尚女性最主要的服饰种类之一。辛亥革命后,满清的旗装曾经一度因为排满之风盛行而遭社会排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族主义、女性解放及商业文化的推动下,旗袍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到1926年后,旗袍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开来,成为各阶层女性竞相追逐的服饰潮流,甚至在海外成为东方女性服饰的象征。从社会史视角出发,在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以及商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复杂互动中解读旗袍的兴起、流行与形象演变,使我们可以从旗袍最终成为"民国范儿"代表这一历史现象中,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

正汤晓燕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介绍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浩如烟海,而作者独辟蹊径从女性服饰与政治关系的角度,结合当前最新的性别研究和表象研究,细致地考察了大革命前后女性服饰的变迁。作者指出,一方面,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诸多要素影响着服装的变化;另一方面,服饰也对社会有教化、区隔以及引导的作用。因此,服饰不仅仅是深层社会     

唐代女性服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唐代女性服饰种类主要有襦裙、伪男装、胡服、发式、面妆等,服饰种类和样式的多样不仅体现了唐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更体现了女性独特的审美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服饰研究

维摩诘形象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及其以后历代都有所体现,其从魏晋时期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胡人居士形象到南朝逐渐转变为汉化的汉族名士形象,而且魏晋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维摩诘形象都存在差异。本文从维摩诘服饰角度入手,结合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状况,详细论述了魏晋与南朝维摩诘形象在服饰上的变化,同时把维摩信仰与维摩诘服饰结合起来,说明维摩诘在中原受到士族名流推崇的原因;把维摩诘服饰与同时期的士大夫服饰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不同时期二者在服饰上的相应变化,反映了维摩诘形象逐渐汉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佛教义理的完美融合。     

从动还是能动,跟着还是领着?——20世纪初中国女性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重重衣饰束缚着女性身体和行动,暗喻妇者雌伏的社会心理。清末民初"礼崩乐坏",服装逾制。女性以服饰为道具和工具,一反其长期扮演的次要角色和失语地位,史无前例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服饰变革与社会变革呈现出复杂多维的历史关系。一方面,女性服饰变革从动于社会变革:在"兴国强民"的时代语境下,放女足首先从清末京沪开放城市兴起,而后风行全国,蔚为大观,这一变革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客观上被攫升到复兴民族的历史高度去认知和实践,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影"。拟男服饰和早期旗袍流行一时,响应女权主义思潮,女性扮演同等国民,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镜"。另一方面,女性服饰变革能动于社会变革:反叛传统的"服妖"和趋于极端的裸体运动划开了服饰禁忌的口子,解放了囿于服饰的人性,引发激烈争议,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剑"。女学生着文明新装,引领文明生活先声;名媛影星穿改良旗袍,展示女性时代风貌。这些代表性群体的服饰行为塑造了摩登女性形象,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女性服饰变革是为社会变革之"轮"。     

泰州市博物馆藏明代弓鞋赏析

弓鞋是明代服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包裹、保护和装饰功用。江苏泰州地区明墓出土了大量明代服饰,其中刘湘夫妇墓、刘鉴家族墓、森森庄明墓、海光南村明墓和春兰路明墓都有弓鞋出土,保存相对完整。这批弓鞋从样式、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等方面展示了明代弓鞋之美和高超的制鞋技艺,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审美倾向和流行风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唐代妇女服饰的开放性

唐代妇女服饰雍容华贵,百媚竞呈：女着男装,胡服的盛行,展示女性人体美的裙装、首服的变化、妆饰的丰富搭配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极其开放的服饰,无一不折射了大唐文化的广收博采、平等容物。本文从分析唐代妇女服饰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影响当时妇女服饰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来剖析妇女服饰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性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开放性特点的意义。     

记一件唐代执壶

记一件唐代执壶偶读唐诗,发现许多唐诗提及胡人乐舞,诸如“羯鼓声高众乐停”,“胡琴琵琶与羌笛”,以及“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等等。说到胡人乐舞,不由想起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一级文物唐代点褐彩贴伎乐人物执壶,其上贴塑的伎乐人物亦与胡人乐...     

明代凤阳等六府三州服饰风尚略论

明代凤阳等六府三州大体相当于今安徽省的地域,是徽商的发祥地,以往的研究对徽商的崛起、徽商的经营等论述较多,但对这一区域服饰风尚的变化却鲜有涉及.本文以这一区域为视角,论述了明代前期循礼俭约的服饰风尚、明代中后期僭越礼制竞趋奢靡的服饰风尚和服饰风尚由俭入奢的原因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唐代都督府研究综述

“都督”一职,初置于东汉,曹魏常设为府,成为地方一大军事机构,发展至唐代,已是其最后阶段。这期间,都督府职能与设置又有变化,尤以唐代前期为剧。安史之乱后,都督府有名无实,基本退出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历史舞台。故本文论述唐代都督府的研究情况,乃特指安史之乱以前时期。由于与都督府相关的史料缺乏,已有的记载往往又彼此矛盾。故有关都督府的很多论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将20世纪以来对都督府的研究从三方面略作梳理如下:一、有关唐代都督府职能以及与州县的关系从《通典·职官十四》以及《新唐书·百官三十九下》的叙述来看,…     

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说起——纳春英《唐代服饰时尚》读后

唐代服饰文化发展之历史,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唐代社会演进发展的一个浓缩,是一个细碎繁琐和抽象复杂的过程。《唐代服饰时尚》是一部真正由研究唐史的学者撰写的唐朝服饰史专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是探究唐代原汁原味服饰时尚的一部佳作。     

唐墓壁画中的丝路乐舞

唐朝由于以西域诸国为主的外族乐舞大量涌入并与汉族乐舞交流、互鉴、融合,使中国乐舞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墓室中绘制乐舞图既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所模拟的内宅家居场景增添了享乐气氛。乐舞图中的乐舞伎或完全是胡人形象,或胡汉掺杂,或胡人形象着唐代服装;从乐器的组合来看,多以胡地乐器为主或胡汉相间;所演奏的音乐亦多具西域风格或改造过的"胡部新声"。说明胡乐胡舞与中原传统乐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乐舞是唐代社会流行乐舞的主流,而流行乐舞的规模又以小型为主。     

胡汉交融视角下唐代披袍女俑形象新探

唐代墓葬陪葬俑、石质葬具与壁画出现一些女性披袍形象,亦见于敦煌、新疆等佛教洞窟壁画,披袍形制、装饰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特征,属于广义胡服体系,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女性易装背景下,反映了这一时期女性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女性服饰中西域文化的影响以及胡汉交融之性别重构与意义。     

唐三彩胡俑的时空演变探微

唐三彩是唐代重要的陶瓷手工艺品,作为陪葬品在唐墓中被大量发现。其中,很多三彩人俑都以胡人为形象。从时间上看,这些三彩胡俑最早出现于武周时期,中宗时数量剧增,玄宗时期制作工艺渐臻成熟,安史之乱以后则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从空间上看,三彩胡俑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两京地区发现最多,其他北方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南方地区发现的主要是中晚唐时期的三彩胡俑。三彩胡俑时空分布的演变,为认识唐代区域经济文化变迁及域外文化传播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见证与线索。     

天宝至大历间儒学与文章的复古思潮

天宝至大历年间,唐代社会兴起了一场儒学与文章的复古思潮。"安史之乱"是这一思潮的催化剂。"安史之乱"所导致的政治、制度危机,其实质是思想文化危机。乱前,少数敏感的儒士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从而致力于复兴儒道和文章复古。"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危机进一步暴露和深化,也进一步推进了该思潮的深入发展。     

浅析唐宋妇女服饰之差异

唐代女子服饰是我国服饰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影响深远广博。宋代女子服饰对唐代既有传承,也有自己突出的特色,双方差异较明显。本文通过对唐宋妇女服饰的介绍与对比,分析导致其差异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各自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