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浸透着奴隶主思想的反面教材——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

1957年发掘的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除出土大量精美器物外,还出土两组竹简,一组是记载随葬器物的遣策,另一组是一篇文章,即本文所要加以剖析的竹书。竹书出土时均巳残断,无一整简。原     

从汉墓出土“遣策”看西汉服饰

"遣策"中有关服饰的记录是真实的西汉服饰名称的记录。本文在对汉墓出土"遣策"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有关西汉服饰的几点认识:西汉较为普遍的服饰称谓主要有"襌衣"、"複衣"、"裳"、"裤"、"襦"、"袭"、"袍"等;西汉服装已经有"楚服"和"汉服"之分;"巾"、"帻"在西汉中晚期即已出现;"袍"的称谓在西汉早期已出现;"襜褕"的称谓在西汉中晚期仍在使用;"遣策"中似乎均缺失关于死者随身所穿的衣物的记录;以死者生前所穿衣物为敛服或随葬的现象普遍。     

战国楚墓冥币

用冥币随葬,主要流行于战国至汉,以湖南较多。湖南、湖北战国楚墓冥币有铅、锡、泥、骨质,分饼、版、贝、蚁鼻钱形。湖南主要是铅、泥质,湖北则各种质地均有;湖南多泥版,湖北反不见版形;湖北在战国早期即以冥币随葬,湖南为战国早期到中期偏早。战国时楚国随葬冥币习俗首先产生于湖北江陵地区,再向湖南传播,湖南遂逐步发展,一直沿至西汉。战国时随葬冥币不多,湖南二千余楚墓中出冥币     

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石刻铭文的几个问题

安阳曹操高陵出土随葬品中有带"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刻铭的石牌,以及记载随葬品数量名称的"遣策".本文对这两种石牌的刻铭和圭、壁的用途、冥币的使用,以及随葬香囊是否与曹操颁布的遗令相矛盾等进行初步探讨.     

略论曾侯乙墓鼓乐器的组合与功能

随县曾侯乙墓以及为数不少的战国楚墓都同墓随葬有1件以上的鼓乐器。根据传世文献有关大鼓配鼙鼓的记载和楚墓出土遣策中鼙鼓的记录,曾侯乙墓中室的建鼓与扁鼓、有柄鼓,东室的悬鼓与鹿鼓,可能都属大鼓配鼙鼓的关系;楚乐制一般使用大鼓、鼙鼓各1件,且不同等级的贵族,大鼓与鼙鼓组合的配器有差异,鼙鼓主要用来引导、应和大鼓。     

说“金铤”

湖北沙市萧家草场26号墓遣册22号简记录了1件器物,报告的释文为"金铤一",按语说:"‘金铤’,熔铸成条块等固定形状、可用于货币流通的金银。《南史·庐陵威王续传》:‘至内库阅珍物,见金铤。’出土物不见"[1]。报告的释文正确,但对"金铤"的解释值得商榷。我们可以先看看这座西汉早期墓随葬铜器及其遣册记录铜器的具体情况。     

随州市孔家坡墓地M8发掘简报

孔家坡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北郊2公里处。自1999年底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随州市文物局对这里进行勘探,发掘清理古代墓葬16座,其中M8出土了许多器物及简犊。 M8为土坑竖穴墓,一椁一棺,出土器物59件(套),其中包括陶器、铜器、漆器、木器等,有的器物上还刻有铭文。竹简出土时分为两堆,字迹清楚,书写工整,内容有日书及历谱。木犊为遣策。根据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器物,其时代应属西汉早期。     

湖南衡阳县赤石天门山西汉墓发掘简报

该墓是带墓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随葬器物54件,其中有5套陶礼器鼎盒壶钫完整组合,出土30件日常生活陶器,还伴出大量泥郢称、泥半两.随葬器物从侧面反映了楚国故地衡阳在西汉早期,一方面承袭战国晚期楚国的礼制习俗,另一方面又开启西汉中晚期的封建田园经济生活新风尚.     

战国楚简遣策中的染织名物

战国楚墓出土的遣策所记各类器物名称中,有许多对丝织品和衣物服饰的描述.本文以楚简遣策记载为依据,结合古文献学考释成果,并与楚墓中发现的纺织品文物相印证,以期探讨辨识战国时期绢、锦、绣等织绣品种和紫、丹等染色字词及其具体用途.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

江陵纪南城凤凰山八号汉墓共出土竹简一百七十六枚,完整简一百六十五枚(长22.4——23.8厘米,宽0.55——0.8厘米,厚约0.1厘米),残简十一枚。文字墨书于竹黄一面,共七百八十余字。字为隶体。简文内容是"遣策",记载随葬品的名称、质地、数量。     

《逸周书·器服解》是一份遣策

《逸周书》的编辑成书情况,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难题.从春秋成书到魏晋成书都有人作推测①,但都缺少坚实的证据.从50年代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发现遣策至今,战国楚墓遣策、汉墓遣策、魏晋墓遣策的发现都极为丰富,特别是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遣策、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遣策、江陵望山2号楚墓遣策、包山2号楚墓遣策、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等的深入研究②,使我们弄清了古代的遣策制度和遣策内容.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之"明童"问题研究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共410支,其中两块小结木牍分别记载有“右方男子明童”、“右方女子明童”,还有一块木牍记载着“右方车乘”,随葬物中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的具体实物,发掘简报称“这些侍从和车骑,大都见于棺室东西两壁的帛画,没有具体的实物”。     

谈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

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椁室北边箱西端,出土了一套陆博(图五)。在同墓出土的"遣策"中,有八枚简还记载了陆博及其用具。现在,根据"遣策"的记载对照出土实物,谈谈这种古代文娱用具。遣策:博一具(图一一:7) 关于陆博,本作"六簿",又作六博。《说文》"簙,局戏也,六著十二棋也。从竹,博声。"扬雄在《方言》中云:"簿,谓之蔽,或谓之箘,秦晋之间谓之簙,吴楚之间谓之蔽,或谓之箭里,或谓之簙毒,或谓之(?)专,或谓之(匚尊)璇,或谓之棊。"在近代编纂的《辞海》一书中,载六博:"古代博戏,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又云六箸:"古代博具"。"一具",可能就是指整个一套陆博的用物而言,即包括博局(棋盘),     

望山遣册记器简琐议

江陵望山二号楚墓遣册自题"车与器之典"[1],是墓主送葬车马与器物的记录.望山楚简整理者对遣册作了十分出色的整理[2],堪称典范.该遣册中记器的竹简有不少残断,并有缺失.记器简登记的器物,有一些属服饰之类.以下试就与服饰相关的二处内容作一点讨论.其一是关于60号简与61号简的缀合;其二是关于50号简所记"革带"、"绲带"佩饰与随葬实物的对应.     

战国楚墓的冥币

从商代开始用货币随葬以后,历代墓葬中都有货币发现;用冥币随葬,则主要流行于战国至汉代,目前见到的以湖南地区较多。湖南地区的西汉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郢称”、“半两”、“五铢”等泥制冥币。现在看来,西汉时期的这种冥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它发生与发展过程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

《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史记》中很具特色的篇章,其中包含的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重视经济生产活动对历史的作用,创立专记经济史的篇章。这是司马迁的创举。《平准书》主要内容是记载西汉前期七十多年间的经济概况、经济政策的演变。《货殖列传》叙述战国至西汉的工商业活动及各主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也可以说,前者主要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后者主要从横的方面来记载。两篇相互配合,反映了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概貌,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材料。从史学史的角度说,司马迁辟专章以记载经济史的意义是:一,这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俑

我国古代由于灵魂观念作祟,人们认为人死后还会在所谓的“阴间”继续生活,因此,在送葬时便随葬大量生活用品。随葬物品无疑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反映,所谓“丧礼者,如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荀子·礼论》)在当时,高级贵族家中一般都有数量不等的家吏仆从、侍女婢妾等家政服务人员。为了使其死后在所谓的“阴间”不致“魂孤无副”,“谷物乏匮”,并能够继续过奢华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但随葬了大量的钱财珍宝、器皿粮食等,而且将象征仆从的“偶人”也埋入墓中“以侍尸柩”。秦汉时期这种随葬“偶人”的风气达到了极致。最近,在汉景帝     

包山2号墓竹简概述

包山2号墓是一座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战国楚墓。墓中出土竹简444枚,其中有文字的计282枚,总字数约15000字。记载的文字内容可分为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遣策等几类。这批竹简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批竹简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之中,这里仅就其概况作一介绍。竹简均经刮削修制、杀青等处理,竹节大多已削平。书写卜筮祭祷记录和司法文书的竹简制作精细,遣策则相对粗糙。竹简长度大致分作两种:一种长度为59.6—72.6厘米,卜筮祭祷记录、司法文书和遣策都写在     

扬州平山汉墓遣策释读试补

《文物》1987年第1期《扬州平山养殖场汉墓清理简报》一文,报道了三件木牍。根据形制,实即为遣策。M3:37一件墨书三字,原释"大(食隹)(?)笥"。M3:44二件,一件墨书"大食笥"三字,另一件墨书四字,原释"(角仓)笋一笥"。对(食隹)、(角仓)二字的摹写及释读似乎有误。 (食隹)字见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酒食",段氏云:"饴谓之(食彦)。"旁注:"((食彦))一作(食隹)。"但汉人随葬之饴类食品多称糖或(饣昜),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简97"孝(胶)煬((饣昜))一资",简121"唐(糖)一笥",未见称(饣隹)者。所谓(食隹)应是鸡(雞)     

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所指的战国秦昭王长城,其实是战国秦、统一秦和西汉前期等三个时代前后相继,经过沿用、修缮、新建等各种形式建造后所存留下的长城;文献中屡见的汉"故塞"长城是西汉在战国秦长城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新建而成的;战国秦长城的结构和体系不是我们习见的明长城模式,呈现出早期长城体系不完备的共同特征。究明布纹筒瓦的渊源及在秦地的传播过程,是判断长城时代属性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