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叶永烈——他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生命

正2020年5月15日上午,惊闻著名作家叶永烈于当日9时30分在上海长海医院病逝的消息,我的心中掀起阵阵波澜。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 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发表他的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完成《小灵通漫游未来》,而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一系列"红色作品"。回     

杨绛谈她和钱钟书

20世纪50年代看杨绛先生翻译的名著《堂·吉诃德》，深为译文的流利典雅折服；80年代读《洗澡》、《干校六记》，令我钦佩的是杨绛先生的举重若轻，哲人胸怀；以后看了三卷本《杨绛作品集》才知道杨绛早在40年代就写了不少优秀戏剧和散文。 最近听说杨绛先生将钱钟书和她今年的稿酬72万元及今后他们作品稿酬的权利统统赠予母校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作为清华校友，对这事颇感兴趣。经老朋友吴学昭介绍，见了杨绛先生。 早听说钱钟书、杨绛不愿接触媒体，担心受到冷遇，不料一见如故。杨绛、钱钟书都是江苏无锡人，我家乡江苏…     

黄永玉先生作品捐赠仪式

正2014年2月17日,黄永玉先生将其精心创作的巨幅代表作《春江花月夜》和20世纪50年代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壁画的小稿无偿捐赠我馆。捐赠仪式由陈履生副馆长主持。黄永玉先生及夫人张梅溪女士,我馆馆长吕章申,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邹佩珠,中国美协顾问詹建俊,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北京     

我两次拜见翻译家伍蠡甫先生

第一次见到伍蠡甫先生大名是在大学本科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伍蠡甫先生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册,是当时高校文科学生人手必备的读本,我就是从这本重印的60年代高等学校的教材中,最早读到了波德莱尔、柏格森和尼采的文章,也从中知晓了"伍蠡甫"的大名。     

一套书与一个国家的科普史

在中国的科普著作中,《十万个为什么》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如今,《十万个为什么》各版本发行量已超过一亿。从1960年代起,秉承“科学”之名,这样一套普及科学的丛书,在历次政治风云中,从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到传播科学思维;从少儿读物到工农兵读物,再重回少儿读物;从学习苏联一板一眼的科普模式,到学习欧美灵活多元的科普模式。这套书,从提供知识,到指导技术,     

梁实秋与胡适：亦师亦友四十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声名远播．交游广泛．许多人提及他时都言必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但与其相交数十年的梁实秋却从未说过此语,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坦言无论是当面会晤,还是与别人提起胡适时,他都会恭敬地尊称年长他十一岁的胡适为先生。     

《客家文化述论》——一部推进客家学研究的力作

客家学术研究的历史如果从1808年在惠州丰湖书院讲学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先生发表《丰湖杂记》算起,至今已走过了200多个年头。自徐氏之后,客家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其中尤以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影响最大。它的问世,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甘泉同志与“中国经济史论坛”二三事

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史研究被认为是新时期史学研究发展的突破口。甘泉同志的研究重点转到这一领域,他和方行、宁可先生共同主持"中国经济史断代研究",成果即后来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经济通史》。我从20世纪80年代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以后长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和甘泉同     

《引漳入林动员令》发出前后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中共林县（今为林州市）县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跟随领导下乡搞调查和写材料。关于起草《引漳入林动员令》之事,虽已过了44个春秋,但那是我亲自执笔写的,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     

拜见敬容先生

20世纪70年代之末,长夜终于破晓,中国又有了诗。此生有幸,大难不死,在《诗刊》友人的召唤下,试着又写白话新诗,托人带去发表。跟见贱名又排成铅字印行了,“乍见翻疑梦”,有再生之感。到1981年春,拙作《故园六咏》又和34位诗人之作同获全国优秀奖,赴京与会。颁奖会后,闻说20世纪40年代女诗人陈敬容先生居住在长椿街．此去不远,便说很想去拜见她。     

阿米尔·汗：“印度的良心”

我确实是个非常好斗的孩子。没人敢惹我按照通俗的讲法．阿米尔·汗是一个“星二代”。他的父亲是20世纪70年代爆红的印度影片《大篷车》的制片人塔希尔。     

中国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蓬寺》

武侠影片不仅是国内影坛的一大亮点．也是当今世界影坛上最富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关于它的历史渊源．多有以上世纪80年代初《神秘的大佛》为开端,经《神鞭》《武当》至《少林寺》形成高潮。殊不知早在此前的20年代末,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川主持摄制的《火烧红莲寺》,就点燃了武侠电影这把火,且成燎原之势。     

我与萧乾做“同事”

<正>萧乾先生出任《世纪》杂志编委会主任时,我是《世纪》的特约编辑;萧老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我第一次在衡山宾馆见到他时,也已任《人民日报》记者。尽管有此巧合机缘,毕竟在年龄上,他与我是爷孙辈;轮地位,他更是文坛巨匠,我只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当他用厚实而温暖的手紧握我的手,调皮地笑称“我们可是同事相见”时,我很有点惴惴不安。他也许察觉了我的神情,继续笑着说：“这几天我还要见见《世纪》的其他同事们。”正是《世纪》创刊,使我有幸开启了与萧老的这段“同事”机缘。     

黄胄的一九七三年

按美术史家们的划分,黄胄一生大致经历了两个创作高峰：前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黄胄以写实主义画风崛起于画坛,成就他名声作品的如《苹果花开的时候》、《打马球》、《洪荒风雪》、《赶集》、《庆丰收》、《金色的道路》、《新生》等都产生于这个阶段;另一个高峰期是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黄胄被压抑了许久的创作激情终于等到了时候,     

近三十年孟姜女研究略探

对孟姜女故事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等先生,他们对故事做了民俗学、民间文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以顾颉刚历史的和地理的胛究方法为代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坚实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再度兴盛,至今犹然。在此,我拟对近三十年孟姜女故事研究作一简略回顾。     

曹诚英：守望，在胡适回家的路旁

“胡适博士娶小脚太太”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这首20世纪80年代曾风靡大陆的台湾校园歌曲．是根据胡适晚年的一首诗《希望》改写而成的。2000年的暑假期间,我正是哼唱着它,从黄河之滨的泉城驱车来到位于黄山东麓的安徽绩溪小城,走进了我向往已久的胡适先生的故乡。     

寻访朱德同志在德国哥廷根的故居

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诞辰123周年,20世纪20年代,朱德曾留学德国,在那里留下了革命足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笔者曾先后两次担任中国驻德国波恩《经济日报》记者,20多年前曾专门寻访过朱德留学德国哥廷根市的住所,并在国内首先进行了报道。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为修志群星立传的中华古今第一人——志坛老人邵长兴的理想、精神和情操

20世纪80年代,中华大地上十万修志大军纂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为社会主义伟大时代撰写春秋,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春秋鼎盛的方志事业。然而,准为我国方志事业撰写春秋,谁为这支十万方志大军立传树碑呢?     

《中国儒学发展史》评介

<正>由黄宣民先生及其弟子陈寒鸣副教授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20万字。该书由黄宣民先生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先生于2001年因病辞世后,陈寒鸣副教授遵照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