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成任墓出土佛像的年代产地及相关问题初探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墓地南距汉长安城遗址约15.7公里,东南距安陵县城约7.8公里,东汉时属司隶校尉部右扶风安陵县境。在该墓地编号M3015的墓室内,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当地考古工作者定为东汉晚期遗物(图1、图2)。这两尊佛像出土的消息在2021年12月9日正式披露1后。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科学分析

本文对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墓M3015出土的两件犍陀罗风格金铜佛像开展了工艺考察和检测分析,主要采用了宏观观察、超景深显微摄像、X光摄像、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金矿相显微分析等方法。结果表明两件佛像材质均为铅锡青铜,以陶范法铸造,并经插接组合、锉磨、钻孔等工序制成。两件金铜佛像的合金成分、铸造技术与犍陀罗地区同时期铜雕像技术有差别,而与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主流相同,应是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中国本土产品。     

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北杜街道成任村南发掘了一组6座东汉晚期墓葬。墓葬形制完整,排列整齐,是一处家族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2尊金铜佛像,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崖前千佛客参禅

佛教入川,广元是第一站,广元精美绝伦的佛教石窟造像首推千佛崖。 公元514年,佛教已经进入广元,并雕刻了许多佛像。1983年4月,广元城关豫剧团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佛像,佛像大多残损,身形瘦削,上身较长,整体风格颇有北魏“秀骨清像”之风。其中一尊释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题记,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延昌三年即514年。     

元嘉金铜佛像试析

本文介绍了山东莒县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元嘉二十一年金铜佛像,并就其造型艺术与海外现存同类金铜佛像进行了比较。     

长安地区北朝金铜佛像形制与铸造技术特征

长安地区早在十六国时期已有金铜佛像传入。长安地区北朝金铜佛像有圆雕、背屏式、板式造像三类,其中背屏式占绝大多数。造像技术有范铸法和失蜡法两种,至迟在北魏末期的530年前后,长安地区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失蜡法技术铸造佛像;至迟在北魏太和年间,长安地区已经出现了范铸法铸造的金铜佛像。部分出土或馆藏的北朝金铜造像为20世纪初期伪制,必须进行甄别。     

龟兹石窟佛像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

根据佛像的造型、头背光以及服饰等因素的差异,龟兹石窟中的佛像风格可分为四类:印度风格、龟兹风格、汉地风格和回鹘风格。印度风格佛像出现于龟兹石窟早期,包括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两种类型,其中犍陀罗风格佛像较多。龟兹风格佛像形成于公元4世纪,延续至龟兹佛教的衰亡时期,是在龟兹本地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印度、中亚文化而发展形成的佛像类型。汉地风格佛像,是唐代汉传佛教艺术传入龟兹的产物,艺术风格接近同时期中原佛教艺术。回鹘风格佛像,约公元10世纪及以后,是回鹘人西迁后在吸收中原佛教和龟兹佛教艺术因素,形成的具有回鹘人审美特色的佛像类型。     

南诏大理国及其造像

近年来佛教造像,尤其是金铜造像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国际市场上成为追捧的热点。其中唐宋时期云南南诏、大理国铸造的金铜佛像,以其风格独特、铸造精美、流传数量稀少,向为世人所珍。     

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

1994年9～10月间,笔者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关于中国早期佛像与早期佛教艺术方面的专题考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城固县文管所所藏文物中,辨识出一尊属于中国早期的钱树佛像。在汉中地区文管会和城固县文管所的协助下,笔者对这尊早期佛像和佛像所附的钱树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记录。这尊佛像在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早期佛像中,不但佛像本身较大,图像清楚,而且佛像所附在的钱树保存得也相对比较完好,又是出土在过去从未发现过中国早期佛像的陕     

阜新于寺镇出土鎏金铜佛

阜新于寺镇出土鎏金铜佛１９９２年７月４日,阜新县于寺镇下窑屯村民在盖烟房挖土过程中,距地表１．５米左右探处发现察金铜佛。经有关专家鉴定,无论从造型、铸造技巧以及雕塑艺术,可堪称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此尊佛像为半裸体鎏金立佛像。佛像身高２３厘米,重量２...     

唐代小金铜佛像的范铸法铸造实验——以四足方座基为中心

通过对陕西地区馆藏和出土北朝至唐代金铜佛像的调查和研究,结合铸造复原实验,发现唐代范铸小型金铜佛像的四足方座基是通过类似贴泥条等方法进行机械造型,留出外范与内芯之间的空腔而铸造出的。这种方法与中国商周至汉代青铜器范铸工艺是一致的,四足方座基的铸造是中国古代范铸工艺思想的延续,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河北早期佛像

现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一尊鎏金铜佛像分为佛陀与头光两部分,其中佛陀及台座上的双狮都具备典型的犍陀罗艺术特征,当产自中亚或印度,年代约为2世纪末到3世纪初,即中国的东汉晚期;头光背面的火焰纹是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为5—6世纪在东亚地区后补制作的。此类来自中亚或印度的鎏金铜佛像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像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河北地区出土的30多尊小型鎏金铜佛像无论从造型还是细节特征都深受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其中1955年出土于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东汉晚期墓葬的鎏金铜佛像,年代与哈佛佛像接近,佛陀脑后有插榫,佛首微微前倾,施禅定印,身前有两位下跪的供养人,台座正面立有双狮,双狮中间为浮雕或者线刻的莲花,是3—4世纪中国早期小型鎏金铜佛像的典型代表。     

隋代三件阿弥陀佛整铺造像之解析

本文通过对文献与实物的分析和比较研究,认为对佛教的推崇和阿弥陀佛信仰的兴盛,才使阿弥陀佛整铺造像得以在隋代出现,并且成为中国金铜佛像的三鼎甲。它不仅代表了中国金铜佛像艺术的辉煌顶峰,并和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一起,成为隋唐佛像艺术的最高代表。     

阿里古格擦擦

中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境内为古代古格国的重要文化繁荣地,至今遗留古代佛寺、佛塔较多,遗址出土文物仅在近几十年中才逐一展现世人眼前,其灿烂的佛教艺术如壁画、金铜佛像、擦擦、唐卡等迅速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热门焦点,其独特的佛造像艺术迥异于其他地域而被称之谓“藏西风格”。其中擦擦类出土更是以其品种繁多、地域风格凸显、前后造像风格演变连贯,成为能展现一个区域造像史的风格例证。能以擦擦来佐证一个地域造像风格史的渐变过程,目前仅此一例,殊为难得。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一）汉传佛像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佛像艺术亦随之而来。东汉中晚期,我国开始了造像活动,揭开了中国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此后历朝历代造像不断,绵延近两千载。最早期的佛造像多见于石雕石刻,随着佛教的兴盛,金铜佛像逐渐出现。     

山西忻州忻府佛教造像窖藏坑发掘简报

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址西北部,东北距明代忻州古城北城门楼约150米,北距北城墙基址约20米。2013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对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窖藏坑出土了34尊佛教造像,包括立式佛像、坐式佛像、立式菩萨像、骑象普贤菩萨、背屏式佛造像、跪式供养人像等。造像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唐代,以北齐为最多,均为寺院供养佛像。造像窖藏坑形制规整,专为埋藏佛像开挖,应是当时的寺院受到强制措施不得已对佛像采取毁坏并埋藏的行为。据出土情况推测,佛教造像埋藏时间应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至会昌五年(845年)。     

重庆奉节白帝城藏南朝石刻佛像

正2013年,由四川博物院等单位编著的《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正式出版,将四川地区出土南朝造像的全部资料汇集在一起,内容翔实,为研究川地南朝佛教造像提供了便利[1]。1995年笔者赴四川省奉节县(今属重庆市)考察时,在白帝城保管所大厅内倚墙壁看到一尊南朝佛像。这是川东地区前所未见的,也未见诸于报道,可以作为四川地区南朝造像的补充。佛像为圆雕,用质地较细腻的砂岩雕造而     

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

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05年康巴地区考古调查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发现和调查古代石棺葬墓地6处,遗址1处。本次调查发现了两种分属不同经济类型文化的石棺葬,并对其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石器进行了资料收集。另在德格县莱格村发现一处隋唐时期汉式建筑群遗址,出土陶佛像、瓦当等物。此次调查对树立康巴地区考古序列和研究汉藏佛教艺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湖南省博物馆藏明代鎏金铜造像鉴赏

<正>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大批精美铜佛像,其做工精致,造型优美,时代上以明清为主。它们是了解湖南地区佛教信仰传播与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宗教、艺术和历史价值。本文选取部分精美明代鎏金铜造像加以介绍,兼谈金铜佛像的收藏与鉴定。1.明代鎏金释迦牟尼说法铜像,通高27厘米,表现佛祖45岁正式说法传教的形象。这种造像单独出现即可定名为释迦说法像,如分置于成道像两侧同时供养,则是代表三世佛中的迦叶佛和弥勒佛。此尊铜像面容沉静,神态安逸。顶饰螺发,身披袈     

新疆库车新发现的卢舍那佛像刍议

古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卢舍那佛像不仅见于克孜尔这一具有浓郁龟兹本土特色的石窟中,也见于有浓郁汉地风格的库木吐拉和阿艾石窟所谓的“汉风”洞窟中,从而形成龟兹本土和汉地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主要由于唐朝对龟兹的经营开发,使汉文化,包括汉地佛教及其艺术进入龟兹所致。特别是新发现的阿艾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窟内古代题记中包含其尊名。此像的面世,为学术界确切命名这类佛像提供了最直接、准确的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