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墓址辨惑

关于董仲舒的墓址问题 ,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 ,否定了“西安交通大学董墓”说和“和平门城内董墓”说 ,肯定了董仲舒陪葬茂陵的说法     

《明史》辨误二则

明世宗被缢杀于"嘉靖二十年"的错误记载、《明史》卷二十八《五行一·疾疫》的大量错漏,说明万斯同的《明史稿》中的正确记载部分,常被后来的王鸿緖《明史稿》、张廷玉《明史》错误漏写或删改。因此,有时应当更加重视万斯同《明史稿》的史料价值,万斯同《明史稿》与张廷玉《明史》二书应当是一种互补关系。     

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

本文对清前期的治边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清前期一些传统的治边思想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明华夷之辨”的观念受到了批判;“以夷治夷”被“以汉化夷”所取代;“羁縻而治”的思想遭到了否定;从只求“夷汉相安”发展到了追求“长治久安”;对边疆屏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等。这些变化是对传统治边实践的总结,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边疆政策体系。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斯坦因档案史料辨误一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分册上刊有一份标题为《热河省政府转报匈牙利人司代诺在朝阳县佑顺寺抄经情形呈(9月9日)》的档案,其档案内容与斯坦因(即司代诺)并无关系,本文从斯坦因国籍、入境时间、来华目的三方面来加以考辨。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阐述了史学界对“古史辨派”史学评论的历史,提出应从“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使命、“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以及“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古史辨”的实践与科学价值。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     

夷夏之辨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

周秦时代的夷夏之辨,发生在华夏民族逐渐形成、文明风格日益显露的过程中。夷夏对流是其发生的现实基础。夷夏之辨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现实生活中夷夏之间种姓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族际冲突;二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夷夏文化的认同别异和对夷夏关系的明确定位。华夏文化主导论、朴素的民族平等论以及本位文化批判主义等,是这个时代文化审识中的基本认识。夷夏之辨的发生,表征着华夏民族主体性自觉的基本形成。     

《庄子》卮言再辨

《庄子》之文,有“三言”之说。对“三言”的理解,分歧最大、众说纷纭的当属“卮言”。影响较大的如“酒器说”“酒语说”“漏卮说”“危语说”“祝酒辞与优语说”“支离说”等等。但每一种说法,都有其无法自圆的内容。在考查了“卮言日出”“卮言为曼衍”等命题的重要内涵后,论证了“卮言”的文学特质,得出“三言”中“卮言”的比重最小,但“卮言”对庄子的文学意义却是最强大的结论。     

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华夷之辨”是近代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从谭嗣同不同时期论著中所体现的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可看出其“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而这种演进过程正是近代“华夷之辨”思想演进的缩影。     

宋代理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

宋代理学家较之历代儒家更强调义利之辨 ,其原因多种多样。本文认为 :理学家把义利之辨、人欲横流视为孔孟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和宋代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力图以明辨义利 ,重振道德来挽回儒学失落的地位和解除王朝的危机 ;同时 ,理学家无法从理论源头排斥佛道 ,只能以公利义利之辨评判佛道之非 ,并力图把儒家的“义”理论化 ,使之成为可以取代佛道的入世型信仰体系等 ,是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义利之辨的主要原因。     

俞平伯《红楼梦辨》版本考

俞平伯《红楼梦辨》是"新红学"史上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关于该书的版本问题,该书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52年修订为《红楼梦研究》,是比较清楚的事实。但该书是否再版发行,红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而1929年版本《红楼梦辨》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答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话。     

顾恺之画论定名辨疑

关于顾恺之现存的三篇画论中《论画》、《魏晋胜流画赞》两文之定名多有争议,有说是有说非,笔者通过对现有关于顾恺之画论研究作进一步探讨,论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对顾恺之画论的定名并无误。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古史辨、文化实践与蔡元培的民族学观

关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一文,学界多强调其所厘清的＂民族学＂之学科内容,而甚少探讨蔡氏所阐述的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蔡元培的民族学观影响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学术规划,中研院民族学者凌纯声的研究中的古史辨视角与文化实践内容即具体呈现蔡氏眼中的民族学之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既能为我们综合理解民国民族学提出另一个思路,也为我们整体地看待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甲骨文“骨”“冎”辨释

甲骨文■等字形通常隶释作“冎”字,与其密切相关的■等字形旧释“骨”（冎）,或释“■”,现在许多学者则释作“肩”。依据■等字形在甲骨卜辞中的用法,以及古文字和传世典籍等材料,并从■等字形与相关文字的形、音、义关系来分析,释“肩”依据不充分、不妥当,释“骨”更为合理。通过释论■等形及相关文字的释读问题,进而辨释“■”与“■”两种字形的形、音、义关系,我们认为甲骨文“■”与“■”已明显分化为两个字——“■”释读为“冎”,“■”等形则应释读为“骨”,也就是说“■”与“■”表示的是“冎”“骨”两个不同的词。     

民国《巴县志》辨误数则

民国《巴县志》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方志佳作,但由于文献被毁,采访困难,加上此志成于众人之手,导致该志有失真的内容。现依《巴县档案》等原始资料对之进行考辨与订正。     

《唐会要》所载人名辨误

《唐会要》所载人名,存在很多错误.与其它史书比较对勘,就其所载人名错误,按其卷次先后,进行辨正.这些错误多半是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屡经传抄翻刻,出现错舛讹夺的现象,当然也有史料来源本身存有错误,以至于以讹传讹.     

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依据"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他们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意识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思想基础。     

太宰治的《惜别》与鲁迅

本文主要介绍并评析了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太宰治的小说《惜别》。此书是太宰治以"鲁迅"为原型创作的长篇记传小说,是太宰治应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要求而作,完成于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1945年。此书以跨文化的视角记录、描绘了日本文学家眼中的鲁迅,有助于了解中日两国上世纪中期的国情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