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出文字材料论楚沈尹氏之族属源流

本文认为沈尹氏可能出自楚穆王,是楚王族析出的一支小宗世族;沈尹为楚官职,主管宗庙祭祀和贞卜;沈尹氏因其祖沈尹子桱官沈尹一职而得氏,始封时间约在前六世纪上半叶。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

近年来,笔者在对西藏出土的带柄铜镜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中,曾注意到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发现过与之类似的一类带柄青铜镜,并先后撰文加以过论述。最近,承蒙日本友人成家彻郎氏之好意,为笔者提供了有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带柄铜镜的资料,     

近年来西藏境内吐蕃时期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兼论“吐蕃属文化”

一、西藏境内吐蕃时期遗存及其年代推断近年来,两藏境内吐藩时期遗存的发现是西藏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这些发现包括遗址2处,墓地40余处计3000余座墓葬。它们主要分布在两藏中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可分为4种类型(图一)。 1.相皮类型。仅发现相皮墓地1处。位于藏东昌都地区金沙江西岸的贡觉县相皮区区公所附近。海拔约3000米。1975年当地建房时发现石棺葬多座,但均被破坏。1977、1979及1986年有关部门多次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并清理了5座石棺葬。经调查和清理得知,墓穴均为圆角长方     

“东方金字塔”:都兰吐蕃大墓考古访学记

都兰,当我第一次从中国地图上找到这个地名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在如此偏远的黄土高原西端的这片荒漠之上,竟然会有引起世界轰动的考古大发现——都兰热水吐蕃墓地的横空出世。墓地中出土的丝绸、金银器和其他珍贵文物,以它们独特的风格特色展现出唐代吐蕃文明的鲜活风貌,令世人耳目一新,深为震撼。     

论西汉“四神”的源流

“四神”也称做“四象”或“四灵兽”。它是我国古天文学用以表现星空二十八宿布列方式的形象图案。这是四组星群概括地划分标志。也是区别方位,识别季节,观测天体运行,以及与历法密切相关的表现天象的一种图画形式。是古代人们对美丽星空的联想。     

考古退步论——“知识考古”专栏导读

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基石之一(另一个是地层学)。不管考古学如何发展,它都将作为考古学家面对材料的基础性的方法论而贯穿考古学的始终。但是考古学史上每个阶段人们都会反思类型学的功能及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其局限性。二战之后,尽管以文化谱系和文化史重建为主要任务的考古学已经开始退出主流舞台,美国考古学界还曾经产生过所谓的"类型学大辩论"。陈淳先生译介的这组文章,则基本上是新     

“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

"三勒浆"是唐代从波斯传入的一种果品饮料,本出自印度,由"三果"(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配制而成。三勒浆成为唐代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饮品;宋代南方与之相关的诃子汤、余甘子汤则声名北被;元代许国祯更使三勒浆重现短暂的风光;明清以降,尽管三勒浆已几乎不再酿制,但相关知识在文献中代有传递,人们仍然试图保持对唐代风物的历史记忆。三果在古代印度的医疗与饮食中占据重要位置,且有相关的神话式描述相匹配。波斯、阿拉伯医学文献及《回回药方》多处记载了"三勒"的入药与入饮,说明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是比较流行的,这与"三勒"在中土的流传颇有差异,原因在于波斯、中国与印度之间文化的不同。作为文化的中转站,波斯不仅为印度这一饮食习俗的向外传播提供了二度契机,而且使这一习俗在中土"披上"了波斯风物的美妙"外衣"。因此,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体现的是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     

从新出土资料再论“项梁铸大钱”

河南省新郑"郑韩故城"相继出土了几批古钱范和一处古钱币窖藏,其中"异形布"的归属与出现各国货币的现象一直有争论,根据伴出的兵器性质以及当时西楚政权控制封地经济、楚汉相争楚军败退等历史资料分析,这批钱范和钱窖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最符合项羽西楚政权的历史背景,它们都应属西楚政权时期遗存。     

从考古材料看早期的“濮”与“濮文化”

从考古材料看早期的“濮”与“濮文化”朱世学“濮”,亦称“百濮”,是商周时期属于“南蛮”系统的土著民族,与“楚”、“越”齐名,故史称：濮为“南蛮之别名”①。“夷或南夷也”②。因其分布范围广阔,加之族属复杂,其文化内涵和特征,至今鲜有学者进行深入探讨,本...     

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

我国从来是多民族的国家,辉煌的古代文化是居住在我国辽阔疆土上的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研究古代各族人民间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是文化史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江下游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先秦时期部族林立,先后出现的诸侯国有偃姓的英、六、桐、群舒,赢姓的徐,姬     

论春秋时期的“出奔”

出奔作为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特点是出奔的次数多,涉及的国家多,出奔包括社会统治阶级的各个等级。出奔可分为主动性出奔和被动性出奔两类。对于不同的出奔,母国和接受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这不仅涉及当时各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也关系到列国之间邦交关系的走向。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源流与艺术风格——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三

吐蕃的统治带来了敦煌图像史上的巨大变革,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敦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追求两京风貌,在艺术上出现了多种异域题材与风格。此时的吐蕃正处于佛教的前弘期,多种佛教信仰流入吐蕃,吐蕃在佛教上呈现多元化的倾向。相应地,吐蕃治下的敦煌佛教也带上了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点在密教艺术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往,对吐蕃时期敦煌异域风格的作品往往概称之受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实际上在此时的敦煌几乎找不到一件纯粹的波罗风格的作品,绘画品往往呈现出多种风格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吐蕃统治的后期。     

考古材料的运用问题

近来,有关探讨古史的著作里,引用考古学的材料越来越多;中学历史课本中,考古材料的比重也加多了;在考古论文中,也有很多拿其他地区的考古材料来作对此说明的例子。历史工作者运用古代物质文化资料,以补充文献的不足;考古工作者把一些发现的地下材料联系起来,去说明更多的历史问题,这都是好现象。肯定地说,在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做得还不够,还应该予以更多的努力。但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不把考古材料的时代及其基本内涵弄清楚,便进行联系,或者做出一些不恰     

马可波罗游历过“吐蕃州”

马可·波罗历史介绍马可·波罗,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自幼便对神秘的东方充满了向往。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风景秀丽的著名水城,也是商贸繁荣之地,诞生过许多闻名于世的巨商。马可·波罗于1271年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直至1292年才返回威尼斯。他在中国时,受到了忽必烈的礼遇。他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     

“考古”百议

<正>野外作业,是考古学的突破口。没有野外工作,就没有考古学。田野工作得来的新材料、新信息,才是解读历史的开始。——牟永抗我们必须让《科学》和《自然》杂志相信,好的考古学并非只是挖到了最古老的陶器、篮子或石器那么简单。公众也许仍然会认为我们是印第安纳·琼斯,但是     

“考古”百议

<正>考古遗存就像一本本厚重的历史书,考古发掘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揭露,考古学家是在一页一页的撰写历史。但是,发掘与撰写也有重要的区别,撰写是可以修改的,发掘却是不可逆转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发掘也是一种破坏,是科学地进行破坏。——刘庆柱     

试论“考古聚落学”——“聚落考古”专栏导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心主办的"2012年度中国聚落考古新进展"专家座谈会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十多个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副所长主持了上午会议。首先,     

“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

从古代中国通往亚欧大陆各地曾经有多条"丝绸之路",其中以"沙漠丝绸之路"最为著名。这些路线早已淹没于地下、水下,今天人们的认知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点",结合文献记载,再连接成"线"。丝绸之路主要是外传了古代中国的精神与物质文明,西域受其影响最大并被纳入中国版图。沙漠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基本上可以说是单向的,往来的商人主要是中亚的粟特人。无论是陆路还是海陆,丝绸之路兴盛之际都正值中国进入盛世之时。     

“考古”百议

<正>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仅仅一小部分可以解读,还有多数不得其解。——苏秉琦(旧石器)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史前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过程的探索。一旦一个研究者熟悉了为解决适当考古学问题而采用的一系列技术,那么接下来就要利用这一技术来解决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了。——【美】乔治·奥德尔,关莹、陈虹译考古其实距离公众很近很近,它本来就该是一门公众可以广泛参与的学问,它的一般学问也非常平易,没有那么神秘。打破了这种神秘与距离感,考古将走向一     

“考古”百议

<正>奋斗的考古学,镐头和铁锹的考古学,它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行业,更确切地说,是一门有其自身规则的学科,这些规则只是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真正确立。——【法】泰奥多尔·雷纳克徐晓旭译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基层的锻炼,我认为是非常有好处的。年轻人,尤其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在基层的锻炼是全方位的锻炼——无论是在考古的实践工作经验上,还是在理论的升华提炼上。作为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工作当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和社会上、工程单位、各级领导的交流沟通的技能和技巧,也在这当中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