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党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正>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以其关键性的努力,作出了他人难以取代的重大历史贡献。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不钻敌人口袋阵的正确意见,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重要基础。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后,国民党主力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     

关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研究

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政治军事领袖逐渐成熟的必然结果,是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党领导具备高度自觉的党性以及朱德为首的军事将领的支持的必然结果,也是博古具有自觉的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也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中共无法联系共产国际、毛泽东参与长征、毛泽东同志未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等因素,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通过的各项规定得以实施,有效地保证了义会议成功召开。     

遵义会议成果的捍卫过程

不少同志为捍卫遵义会议成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有的同志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而共产国际最后"批准"了遵义会议,关键还是新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同时,取消了秦邦宪(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久,又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习     

1978年中国大转折写真

在谈到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一些人往往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召开三中全会时,华国锋还是党中央主席,按照他的“左”的指导思想,又怎么能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呢？况且三中全会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但全会本身只召开了五天。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一会期长达36天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次工作会议上都已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确认,并达成共识…     

长征中鲜为人知的重要会议

2015年1月,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应该说,它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在长征中是仅有遵义会议一个会议吗? 其实,在长征途中有很多的重要会议.笔者整理到的属于红军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从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底仅一年时间,在党史上有记载的比较重要的就多达24个: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会理会议、苟坝会议、泸定会议、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黑水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牙弄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正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纠正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全面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瓦窑堡:中国革命战争新的出发点瓦窑堡(今陕西省子长县城)是陕北高原中部偏北的一个小城镇。1935年12月13日,直罗镇战斗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途经安塞来到这里,与     

遵义会议期间敌机对遵义的轰炸

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召开这次会议时,地上敌人追、头上飞机炸。“这些忍饥挨饿的钢铁汉,就是在飞机轰炸与重重敌军围截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谨以此文,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1周年。     

破解党史悬案“鸡鸣三省”会议地址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鸡鸣三省”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不但纠正了我党当时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且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强化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鸡鸣三省”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云贵川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筹备这次会议,规划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一代伟人毛泽东深谋远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     

鸡鸣三省纪念碑

正鸡鸣三省纪念碑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这里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故得名"鸡鸣三省村"。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此处,召开了在党和红军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黎平会议:历史性伟大转折的起点

正谈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为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黎平会议就显得鲜为人知。事实上,这次会议使中央红军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接下来遵义会议召开的关键节点。通道转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红军的命运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出发不久,就遭遇在江西信丰、安远、南康、赣县一带由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21日,中央红军仅用了五六个小时就成功突破。11月     

娄山关战役及其历史意义

贵州遵义的娄山关是黔北第一隘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初中央红军曾在这里与敌军展开两次激烈的争夺战,并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为新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基础,为保卫遵义革命中心区的安全和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幕,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     

王稼祥五赴莫斯科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在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几件大事载入了党的史册。1935年,王稼祥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支持毛泽东对中央的领导,     

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长征途中,中央在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人称"飞行会议",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由此可以看出,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三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的延续:“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正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     

走走党史 两河口会议: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之十六

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每次会议都有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可以将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的会议。第一个系列会议,是前面所讲的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地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     

遵义会议前夕被起用的四位红军将领

长征途中的黎平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两河口会议: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之十六

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毫无疑问,每次会议都有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可以将长征途中的中央主要会议大致分为三个系列的会议.第一个系列会议,是前面所讲的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直至会理会议的近10次会议.这个系列会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最终地巩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     

从鲁口哨会议到成功抢渡皎平渡

正昆明寻甸鲁口哨会议,是1935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上被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处于被动转移中。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地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引滇军入黔。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二度进入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