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安理会上的首次交锋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轮值主席、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恶行径。美国人为了反制中国,也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要安理会讨论。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讨论有争议的提案时,     

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一） 1950年1月．我跟张闻天从东北调到外交部“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代表团呢？原来是苏联为了支持咱们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就向当时正在访问苏联的毛主席提出,建议中国赶快成立一个代表团,说苏联也要采取抵制行动,不开除国民党,苏联就不再出席安理会会议。毛主席当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当即和周总理商定,马上对外宣布派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     

小泉政府力促联合国改革的玄机

2005年是联合国改革年,小泉政府籍此推进其联合国改革外交,把删除敌国条款和加入常任理事国作为其主要目标。从国家利益出发,日本提出自己的联合国改革方案:恢复联大生机与活力、改革安理会、改革秘书处、修改敌国条款、重新考虑联合国会费分摊及增加联合国日本工作人员数量等。但由于联合国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小泉政府的强硬外交路线,其联合国改革方案能否实现及落实程度仍未可知。     

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斯大林通知我国: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联代表派回到联合国去,从而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随着7月7日     

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5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潘基文 顺利当选之谜

潘基文的顺利当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来自韩国,人们对他解决朝鲜核问题、从而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抱有很大的期待第二位亚洲籍秘书长10月9日,经过四轮意向性投票后,联合同安理会15个成员同以鼓掌方式,一致同意向联大推荐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担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如此顺利当选新的联合国秘书长,这在联合国历史上颇为罕见。     

联合国军队构想的缘起及命运——《联合国宪章》第43条的实施进程

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防止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联合国各会员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3条等条款的规定提供军队供安理会支配,这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关键环节。在联合国创立之初,安理会为创设军事参谋团和制定联合国军队基本原则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随着战时同盟关系的逐步解体,各大国之间因各自根本利益及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引发了矛盾冲突,使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付诸东流。联合国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对于威胁和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对手段在实践中无从实施,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实际效能因此遭受严重削弱。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前景尚不明朗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振兴联合国改革报告公布后,各方围绕这份报告展开了激烈争论。各方不仅未能就安理会扩大的方案达成共识,对扩大程序也存在分歧。此间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各方能否在今后数月内消除分歧并顺利启动安理会改革的前景尚不明朗。安南在3月21日向联大提交的改革报告中,采纳了高     

中苏外交战略协调背景下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形成东西战争策源地。受到威胁的中苏抓紧复交,并形成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苏联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倡导建构集体安全体系,防止战争;次则军事援华以拖住日本,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或推动苏联直接参战;次则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独力抵抗日本。最后,经过艰难协商,中苏均达成了自己的最低外交战略目标,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军事援华。其中,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军,重塑中国空军的肌体,同时,亲自驾机参加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为中国抗日战争过渡到相持阶段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也付出巨大牺牲,其英勇事迹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以对华政策为中心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大体是求是的.他高度评价苏俄初期的对华宣言,希望中国政府承认苏联,赞赏苏联在30年代中期的和平努力,认为苏联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胡适也谴责了苏联外交所表现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胡适以冷战思维判定苏联外交是侵略、扩张性的.     

四进联合国 风光各不同——忆十五年的联合国外交生涯

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从1972年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到2007年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卸任,我分别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了15年,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在国内,我长期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主要工作对象也是联合国。     

新中国派赴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团(下)

虽然台湾“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很快被机敏的伍修权抓住了把柄,虽然伍修权精彩绝伦的发言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但却未能阻止美国迫使联合国通过新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为此,我国代表团忿然退出会场。 11月29日,中国代表应邀出席了安理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是美国提出的诬蔑北朝鲜和新中国的“侵略大韩民国案”,由于美国的操纵,联合国并未邀请北朝鲜的代表出席会议,而南朝鲜的代表却堂而皇之地坐在安理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     

军火走私何时休

为了铲除危害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祸根之一,国际社会对军火走私和军火贩子进行了持久的打击,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联合国积极倡导打击非法军火贸易。联合国曾多次将非法军火贸易问题列入秘书长报告和安理会决议之中。早在1998年4月,联合国的46个成员国就共同签署了一份协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朝鲜北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艰难历程

1991年秋的联合国大会上,朝鲜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终于在走了42年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实现了夙愿。然而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美、苏二个超级大国战后以来以联合国、安理会为舞台钩心斗角激烈争夺的内幕。     

论俄罗斯的石油经济

俄罗斯联邦的石油经济,是在俄罗斯帝国及苏联石油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石油外交主要通过石油公司实施。俄罗斯石油外交呈现出与苏联石油外交不同的特点。俄罗斯联邦时期石油外交主要由国家掌控;石油公司的对外石油贸易兼有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重任;国际石油贸易中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争夺与合作并存。石油经济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很大。石油出口刺激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石油政治与石油外交既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决策,也受到对外战略的制约。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以石油扩张弥补地缘政治的削弱,但国家经济过分依赖石油出口也带来负面影响。     

试析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战略也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与苏联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美日等国实现了双边关系的突破性发展。在此过程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推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创造了前提,而重视与欧洲各国的发展并大力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则有力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与美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研究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的保持外蒙古现状的条件,但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启动了与蒙古建交的行动,正式承认其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在联合国关于蒙古入联问题上投了弃权票。由于担心蒙古不能入联引发连锁反应对美国不利,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没有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蒙古于1961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危机和台湾当局的极力反对,肯尼迪政府未能在任内完成与蒙古建交事宜。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内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质,即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承认新中国与新民主主义外交的酝酿

新民主主义外交酝酿于香山时期。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在考虑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各国关系时,所主张的是建立外交关系,而非承认问题“。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两个国际法术语,各有其内涵,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共中央此时对美外交以及整个对外关系的处理,显然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民党在冀图英美等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策略上,曾寄望于通过联合国机制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无论是国际法理还是现实情势,都促使国民党认识到,妄图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只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