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正>读了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以下简称"资文"),心情很是沉重。它回溯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历史,如实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近几十年里的遭遇,以及现在的处境和表现,这些无一不使人感到沉重。资文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大致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一是重名节,讲骨气;再一个就是"颂圣文化"了。可是,在"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之所以会这样,是     

略论知识分子与“道统”的担当

儒学至宋代发展出道学一派,道学理论和圣人体系组成了"道统",在明代成为封建法定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道统"和"治统"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上控制人民。"道统"逐渐蜕变为"伪道统"。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扬弃"道统",投入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政实践。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正>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精神反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加之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人才的需求,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得到认同,小说家们逐渐摆脱政治话语叙事的束缚,以启蒙者的自觉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反思人的存在,有的欲通过悲剧叙事来拯救自我,重塑国民品格,在审美风貌上则呈现出悲壮之美与崇高之美。     

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

资中筠关于“三反”的文章写成后送我一阅,我深有同感,现根据我当年的亲身见闻,再作几点补充。     

胡耀邦：知识分子的知己

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对知识分子十分珍惜。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他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著名作家冰心曾说：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     

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

两次西风东渐对中日两国影响极大,在同样面临西方殖民势力东侵和西方文明挑战之时,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无可避免地做出了必然回应。在西风东渐过程中,两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中日两国的各自社会条件与文化背景是这种异同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个人的作用及差异也不可忽视。     

浅析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知识分子的定位——以钱理群著《我的精神自传》为例

作为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以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亲历者,钱理群用自己的方式一方面坚持着严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始终进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提出了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与反省,而同时期的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也在做同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中的自我思考作为切入点,探讨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矛盾坎坷的心路历程,进而联系历史、社会、国家、个人等众多复杂因素,深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面临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选择。通过综合分析各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其言行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精神价值的重要影响。由此思考知识分子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应对历史的潮流,而这也是值得一代代人思考的关键问题。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转变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与此同时,汉族的知识分子也经历了民族认同转变的历程。一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要求在满清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张"不分满汉"的建构民族国家;而另一部分激进的汉族知识分子则走到了清王朝的反面,主张"种族革命",彻底的推翻清王朝。本文试图对这种转变的原因、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的转变情况以及对民族国家构建带来的影响做出一定的探讨。     

民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做不完的梦,从庄子的蝴蝶梦、陶渊明的桃花源之梦到李白的游仙梦、苏东坡的赤壁梦,梦从来就没有断过。古老的大同之梦更是一直牵引着这个民族,直到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发起征梦活动,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做着相似的大同梦、桃花源式的田园山水梦。     

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

近读当年胡风蒙冤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不禁想到早他八年、遭遇同类冤案的胡风北大同学王实味。两人蒙冤过程虽有不同,但所受劫难的性质和原因,及其给我们的教训,却有许多一致之处。     

封建皇权下知识分子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都是最恭顺、最合作的,他们极少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监督、批判权力的想法,人生最大的梦想莫过于“为王者师”,即替君王出谋划策,实在“师”不了,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个王者“臣”也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发动、领导者多半是像李自成这样的纯农民或刘邦这样的村干部,顶多也就像洪秀全这样的高考落榜生,绝少有通过高考独木桥的举人、进士之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过程。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曾经是得到过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党人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历史的“玩笑秀”

“作秀”．以及基于“秀”而派生出的名词如“模仿秀”,又如基此而分蘖出的“政治秀”、“文化秀”、“生活秀”、“幽默秀”等等．太多太多了!不过我认为．这一切“秀”既然是“作”出来的．     

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

“知青”这一名词,已经渐行渐远,在人们的记忆中是越来越淡化了。然而,有关“知青”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会成为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提供的这封信．既改变了知青们的命运,也必将为未来的知青问题的研究留下不可多得的史料。     

世间已无“朱先生”

小说《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角色：朱先生和田小娥,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婊子”：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欲。而在电影里,田小娥成了主线,朱先生却不见了。仿佛一个隐喻,传统知识分子和儒家道统,已渐消失不见了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