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出土买地券的初步研究

买地券是自汉代以来的一些墓葬中,时有出土的一种随葬明器。从唐代开始,即有零星的记载与研究见于文献之中①。近现代以来,罗振玉②、方诗铭③、吴天颖④等先生均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对于买地券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非浅。随着考古出土的买地券材料的不断增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不过,在所见的研究中,有关买地券的时代演化、区域关系、历史地理等问题均未能提出,而这些问题又是深入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再者,买地券产生、发展、演变的原因即其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及变迁的探索,至今仍为空白。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文化因素一…     

安徽淮北相山渠沟墓群M50发掘简报

2016年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淮北市渠沟墓群展开抢救性发掘,实际清理墓葬85座。其中M50为带墓道的单室砖墓,可能是一男二女妻妾合葬墓。M50规模较大,出土大量的模型明器和祭祀类器物。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M50的年代当在东汉前期。墓葬的发掘为研究两汉之际该地区乃至整个江淮流域之间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南充市嘉陵区木老乡韩家坟宋墓清理简报

两宋时期夫妻同穴异室合葬石室墓在四川地区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墓葬形制。此次在南充嘉陵区发掘清理的北宋晚期石室墓2座,出土了部分明器和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这种墓葬形制和当时丧葬习俗的实物资料。     

洛阳出土明代买地券

1995年5～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基建工程,在洛阳市()河回族区五股路龙泉小区工地发掘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中出土了一件买地券。此件买地券券文中涉及的买、卖双方均为具体人物,其中4位人物在《河南洛阳县志》[1]中有记载     

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

2005年,在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蜈蚣岭发现两座纪年墓葬。皆为凸字形单砖室券顶墓,均发现较多纪年文字砖。东吴墓 M1保存基本完整,随葬品包括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铜钱等。西晋墓 M16被盗,仅出土部分青瓷器。这两座墓葬,为研究当地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分期断代等提供了新资料。     

金代买地券考述

买地券是置于墓葬中的象征性的契约,一般认为产生于东汉前期,沿用到明清。买地券券文定型于宋金时期,诸多出土金代买地券文中,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浓厚的宗教因素,并从中折射出现实社会形态等等。金代买地券同以前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不同,是买地券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江西考古出土梅福相关的宋元时期买地券

江西宋元墓葬中出土有一类较为特别、数量偏少的买地券,基本发现于吉安市境内.以张重四地券为代表,券文中将西汉梅福作为知见人,文句有固定范式,券末附咒语、符箓,体现了较高的文化水平.结合《道藏》等文献,对劵文中一些术语进行了简要解读,并提出吉安市为这种买地券及其背后风水流派的中心传播区域.元代以后梅福因神职降低不再作为知见人出现,但劵文末符咒有所保留,在一些地方仍旧继续流传.     

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西汉张汤墓发掘简报

2002年4～10月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为配合西部大学城建设 ,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进行考古发掘 ,清理古代墓葬数十座。其中M20为斜坡墓道土洞墓 ,出土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器和铁器。墓中出土2枚铜印 ,一枚印文“张汤”、“张君信印” ;另一枚印文“张汤"、“臣汤” ,应为墓主之印。根据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等特点 ,以及文献中有关记载 ,M20的墓主可推断为西汉时期御史大夫张汤。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位于邙山东汉陵区帝陵区和陪葬墓群的交会地带。此次发掘的M722、M707均为"甲"字形明券大墓,墓冢封土规模庞大,周围有大范围的建筑遗存,出土器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瓷器、玉器、石器、银器等,可分为建筑材料、生活用具、装饰品、生产工具、兵器等,器物组合、形制均与东汉墓葬、城址出土的器物有所不同。通过考古学对比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M722、M707为东汉帝陵。     

武威出土西夏买地券背记符号考论

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乾祐十六年(1185)和廿三年(1192)两方买地券是研究西夏的丧葬文化,特别是为研究道教对西夏葬俗影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学术界对两方买地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券文的释录、格式、源流、文体以及葬俗等方面,对这两方买地券背面的朱书符号有所忽略。通过传世丧葬礼仪文献与出土买地券的互证,这两方买地券背面的朱书符号是在下葬过程的"斩草"仪式中,由祭官代替亡人与神灵在买地券上签字画押时使用的骑缝章式"合同"二字。它象征着冥契合同生效,墓地为"合法"之所,而非"盗葬",起到镇墓避邪之用。     

扬州四季金辉南唐墓和宋墓考古发掘简报

2013年12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蚕桑村发现清理了三座竖穴土坑墓。墓葬年代为晚唐、北宋时期,墓葬保存完整,出土木质买地券等遗物。这批墓葬为研究南唐至北宋时期扬州的历史地理演变、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海南出土宋代买地券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海南宋代墓葬中出土几方买地券,出土情况及特点、年代及涉及的地名,买地券所反映的民间风俗信仰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考证,尽可能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史料价值.     

“蒿里父老”及其相关问题的探析

在唐宋墓葬出土的明器神煞中,蒿里父老俑最为常见。关于“蒿里父老俑”有以下几个问题,即蒿里父老俑起源于何时,其产生与“魂归蒿里”的传统观念是否有关,在一些买地券、镇墓文以及传世的堪舆风水书中所见的“丈人”与“蒿里父老”是否为同义词？本文从带有“蒿间”铭文的曾姬无卹壶入手,对“蒿里”一词所产生的时间,蒿里父老俑的由来,买地券、镇墓文等书中所见的“丈人”进行探析。     

陕西西安西北大学长安校区韦婢娘墓（2004CXDM39）发掘简报

M39的埋葬年代在天宝十一载（742），墓主人为韦氏家族的韦婢娘。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土洞墓，不论形制还是规模，都属于唐玄宗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墓中出土的镇墓兽、男女俑、生肖俑等，与唐代长安天宝年间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特征一致。该墓有墓志出土，年代明确，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丧葬制度、韦氏家族的盛衰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达州出土的四方买地券考略

买地券是我国自汉代以来随同死者埋葬在墓中并反映死者对墓地购买和私人占有权属观念的一种明器。相当于现在的“土地证”。四川达州市共出土了4方,其中2方宋代,2方明代。这4方买地券从券文来看均属晚期买地券。     

买地券研究三题

四川墓葬出土的买地券,内容丰富,富有特色,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古代文献中大约在宋代已有关于买地券的记述,清代之后著录与研究者颇多。近年来更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论述。这里对买地券研究作了回顾,并对买地券形式与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     

宋元买地券研究

买地券是两汉以来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虽然,自近代学者罗振玉著录和研究买地券以来,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并对买地券的演变过程、券文内容以及史料价值等问题作了综合的分析和研究,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期买地券(晋以后)文字荒诞,信迷色彩浓厚,与实在的土地契约文书     

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湖北襄阳东汉—三国蔡越墓出土的相轮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犍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本文在讨论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仙人好楼居"的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初期的标志,襄阳蔡越墓陶楼或可看作是浮图祠的标准器。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并在随后长江中游六朝砖墓的建造中留下了印记。     

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发掘简报

山西黎城西关墓地是一处周代封国墓地。M7、M8是该墓地保存完整、出土青铜器最丰富的两个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楷侯",据考证是"黎侯"。西关墓地就是周代黎国墓地。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情况、青铜器铭文内容推定M7为楷侯宰吹的墓葬,M8为楷侯宰吹夫人的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早期。两墓的发现对于研究两周时期黎国历史与丧葬制度有重要的价值。     

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

(1)今见东汉买地券均为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而是“实在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买地券所涉及的买卖双方、见证人均为亡人,所买卖之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其田亩面积、所用之钱亦仅具冥世意义,也就无须亦不可能与现世实际墓地亩数及现世土地价格相对应。(2)今见东汉镇墓文在时间、空间上均与买地券并存,其功用、性质与买地券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是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之殁亡,并祈求得到地下鬼神的接纳与保佑,只不过镇墓文以铅人、金玉奉献给地下土神以解除丧葬动土对地下神的冒犯,而买地券通过向地下鬼神购买葬地以得到地下鬼神的保佑。(3)买地券与镇墓文之源头,至少可上溯至西汉前期墓葬所出之告地策;告地策、镇墓文、买地券三者之间的功用与性质基本相似,演变之迹也比较清晰;至于三者与战国楚地墓葬所出遣策(物疏)有无继承关系,则尚不能确定。(4)告地策、镇墓文与买地券起源于民间巫术,书写者主要是巫觋(东汉中后期亦有“道中人”);书写规则与书写内容主要取决于巫觋方术的准则,而并非亡人及其墓地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