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乐、宣德宫廷藏式金铜佛像（下）

4、永宣宫廷造像风格的演变与分期前面我们讨论了永宣宫廷造像总体风格及其艺术特征。但是从局部来看,永宣宫廷造像艺术特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有着鲜明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造像风格的演变上,而且还体现在制作工艺的精细程度上。下而我们将就永宣宫廷造像的差别作进一步的探讨。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 （九）清代乾隆宫廷风格六品佛楼造像（18世纪）

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信奉藏传佛教,对藏传佛教造像了解精深。乾隆二十年时,命国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整理藏系佛像神格。在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清代宫廷先后分别在紫禁城内修建建福宫花园内的慧曜楼、中正殿后的淡远楼.     

明代永乐、宣德宫廷藏式金铜佛像（上）

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明代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引人注目。由于明代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于永乐和宣德两朝,所以又通称“永宣风格造像”或“永宣造像”。永宣造像不仅做工精细,风格成熟、统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是明代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汉藏友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世纪初至今,国内外的藏学专家都十分关注永宣造像,并重视其研究,永宣造像的图片资料和研究文章经常见诸国内外精美的艺术图册和报刊杂志上;与此同时,国内外的文物收藏者也把永宣佛像作为梦寐以求的搜求对象,在国内外的拍卖会、私人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专集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目睹到永宣造像的风彩。由于永宣造像在历史、艺术和文物等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所以近半年来笔者专门对永宣造像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     

清雍正铜镀金弥勒菩萨像

关于清代北京宫廷佛教造像,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局限于讨论康熙和乾隆两个时期的,因为过去只发现有这两个时期的造像实物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去年岁末,著名佛像收藏家夏景春先生偶然从古玩市场上购得一尊刻有雍正(1723-1735年)年款的弥勒菩萨造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它对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代宫廷喇嘛教活动--跳布扎

本文主要介绍了清代宫廷中的喇嘛教活动——跳布扎,跳布扎是黄教（喇嘛教中的一个教派——格鲁派,服饰为黄色故称黄教）一个重大的宗教活动,被黄教喇嘛视为黄教大典中的“宗教乐舞剧”。从时间上看,清朝前期从北京到外蒙古的库伦,凡是喇嘛庙都演跳布扎,可见跳布扎在当时的兴盛情况。本文所涉及到的只是清代宫廷的跳布扎的情况。中正殿和雍和宫在北京地区的喇嘛教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这两处的宗教活动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清朝统治者将喇嘛教的活动记人典章制度,代代相传,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这为我们研究喇嘛教在内地情况,提供了另一个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代宫廷的喇嘛教活动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吏价值。     

乾隆与玉（一）

宫廷制玉机构清代宫廷制玉机构,有京城内务府造办处的制玉作坊,还有京外织造、盐政、关务监督等“八处”。乾隆在位60年,其中有59年每年数次下旨承做玉器,只有最后一年因即将退位和身体状况不佳,而没有再下旨承做玉器。     

十一面观音

<正>在承德外八庙所藏文物中,以佛教造像为最多,其形态、质地、风格各异,充分体现了清代造像工艺的精湛水平。2003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承德避暑山庄300年特展》上展出了一批外八庙所藏文物,其中一件十一面观音像堪称佛教造像中的艺术珍品。该造像通高139厘米,青铜质,面部鎏金,为清宫廷造像。整体由两部分插接组合而成,下为须弥座,上为观音立像。     

小议明代永宣宫廷造像璎珞样式

<正>永宣宫廷造像是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由宫廷组织人员,以藏传佛教造像样式为蓝本,铸造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金铜造像。这类造像均施赐给西藏的僧俗领袖,作为其归顺中央的封赏物之一。因其风格独特,样式统一,做工精湛,在中国造像艺术史上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也是民间收藏极为追捧的品类。本文就永宣造像中特有的璎珞样式进行探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影响。一、永宣宫廷造像的璎珞样式永宣宫廷造像的现存数量颇多,根据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在2003年的研究统计,国内外的永宣宫廷造像约有400余尊,①随着佛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及收藏市场     

试论康熙瓷（下）

六.粉彩为什么在清代宫廷档案中没有＂粉彩＂一词？其实很简单,清朝人并没有将粉彩瓷作为单一品种从洋彩画珐琅中提炼出来。在他们看来,它只是画珐琅中的一员,就像铜胎画珐琅器至今也没有人叫它铜胎粉彩器一样。纵观清代釉上彩瓷器的演变历史,粉彩应当是画珐琅的衍生品,属画珐琅瓷器的一种。     

天巧之作 皇家风范 元代宫廷风格铜镀金萨迦上师像赏析

正近年笔者受国内外佛像收藏及爱好者的启发,开始关注并研究元代宫廷佛教造像。在各方师友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收获,也不断地丰富和扩展着笔者对元代宫廷造像的研究视野。笔者曾在广东某拍卖公司2015年秋拍上,见到一尊元代宫廷风格的铜镀金萨迦上师像,经反复观摩,认为这无疑是元代宫廷造像又一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和鉴     

“钱塘”款造像的年代和风格初探(下)

三“钱塘”款造像,风格的历史渊源“钱塘”款造像产生于明代早中期,它没有学仿盛行的明代宫廷造像风格,而是承袭了元代宫廷造像遗风。这一情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翻检钱塘地方佛教历史可发现并不奇怪,它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元代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形式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密切相关。     

佑顺寺佛教石刻造像

佑顺寺是迄今为止辽西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皇家行宫之一,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寺内佛神造像众多,其中大雄宝殿及天王殿外墙共镶嵌了29块藏传佛教题材石刻浮雕造像,7块有明确纪年造像为清代所造,22块无明确纪年造像风格则更接近于金元。根据这些造像特点以及文献史料记载,猜测佑顺寺可能是在金元旧寺上翻修重建而成。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三）东北印度帕拉风格造像（7-12世纪）

东北印度曾是一个高度佛教化的地区,印度各地佛教徒也曾奔赴此地取经学道,因此该地区融入了由各地怫教徒带人的文化艺术。印度佛教在12世纪中叶被回教消灭,帕拉佛教造像也随着帕拉王朝的毁灭而终结。     

清代宫廷建筑的管理制度及有关档案文献研究

本文介绍了清代宫廷建筑的管理机构与官员状况、宫廷建筑工程的各项管理制度,并列举了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工部等处的部分档案,这些档案内容涉及紫禁城宫殿楼阁、苑囿行宫、陵寝、坛庙寺观、盛京皇宫及与宫殿建筑有关的河道、沟渠、园林、道路等的兴建和维修状况。这些清代档案是我们现今研究清代宫廷建筑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保护维修现存宫殿建筑的可靠依据,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

“雅曼达噶”即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护法神。本文考证了乾隆时期所建的七处皇家“雅曼达噶坛”,分析了神坛的建筑特点与文物陈设状况,理清了这种重要的佛堂模式的特点。同时探讨了清富神坛与西藏寺庙的渊源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中神灵众多。有一个庞大的神系。乾隆皇帝建七处雅曼达噶坛。说明了清宫廷对保护神大威德的特别崇拜,这种做法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直接影响。由此种神坛之模式可见藏传佛教曾对清代宫廷的文化环境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试论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

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在武则天时期无论从造像数量、规模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逾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达到了极盛今古的程度。本文从弥勒造像入手,结合佛经记载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试图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揭示出当时的弥勒造像与武则天宫廷政治之间的关系。     

太仓藏家毕泷初探（上）

宋元后江南经济崛起,书画市场逐渐形成,至明代中后期江浙藏家辈出,如长洲文征明（1470-1559年）父子、嘉兴项元汴（1525-1590年）、华亭董其昌（1555-1636年）等,都以好古精鉴为人称道。清代前期,朝廷和民间收藏重新整合,一方面北方的清廷内府承平殷阜,孜孜搜罗文物藏入宫廷,     

清代宫廷生活中的梳具

在故宫所藏文物宫廷梳篦是装点后宫生活不可获缺的用具,同时它也是炫耀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它的形制、花纹、装潢都留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痕迹,承载了清代宫廷生活的内涵。由于梳篦属于民间手工艺,在清宫廷特定的文化时空中向来不被统治者所重视,难以登大雅之堂,更难以进入史籍记载,因此宫廷梳具所留传下的史料可以说是十分有限,但是小小的梳篦却折射出清代宫廷文化,向我们展示了清代皇宫中的梳妆美容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通过梳篦的使用对人体健康保健的功能。     

英年早逝的清代宫廷画家张若澄

清代宫廷绘画艺术影响极大。宫廷画家张若澄画风工整细致,笔墨丰润绝俗,深受乾隆皇帝赏识。对其画作进行研究,有助于认识和了解清代宫廷绘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