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工并购谈我国外资并购风险的防范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用赘述。但同时也要看到,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一些因素甚至对中国经济产生着消极作用。比如外资在雇佣能力上愈发萎靡,解决中国的就业人口与其控制的GDP非常不成比例;大量外资流入带来的外汇储备压力也让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要求我们必须对外资有一个重新的思考,积极采取防范措施规避外资并购风险。     

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中国274个地市为样本,引入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外资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目前尚不存在大规模外资"逃离"现象,外资利用总量在波动中上升,结构趋于优化。②空间上由集聚集中趋向分散均衡,呈"北进西移"态势,东部高度集中,中西部发展较快。外资高值集聚区逐渐向北推进,低值区向西南收缩;③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专业化经济、FDI累积、市场化水平和开放度均对外资有正向作用。其中,传统因素对外资的吸引作用正逐渐下降,FDI累积的作用上升明显,集聚对外资分布作用显著。从不同区域看,集聚经济和FDI累积效应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在东部外资区位选择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开放水平等传统因素在中西部吸引外资中作用更大。④中国应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制定差异化的外资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接受外资津贴医疗机构改造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外资津贴医疗机构作为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的体现之一,对其进行改造具有历史必然性.人民政府对接受外资津贴医疗机构的改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允许接受外资津贴医疗机构继续办理,但对其实行一定的监管.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后,人民政府决定对接受外资津贴的医疗机构进行接办.之后,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政府对接受外资津贴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全面整顿.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我在讲的“外资依赖症”的“症”,不是指外资对内资的简单比例,而是指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有效率的内资指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只占投资的很小一部分,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私营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563亿人民币,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3.7％,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是4441.3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587(4441.3亿元除以7563亿元)。     

首届中国太仓郑和航海节暨经贸洽谈会隆重开幕

2003年11月8日，首届中国太仓郑和航海节暨经贸洽谈会在太仓隆重开幕。这是太仓首次将纪念郑和与招商引资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盛会，在大力弘扬郑和勇于探索、积极开拓精神的向时，又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与内资。     

信息不对称对外资实际到位率的影响

利用外资的实际到位率反映利用外资的成本收益,投资环境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外资实际到位率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实际外资与合约外资是一致的;外商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了解远比东道国少,外商签订投资合约时依据现有的投资环境信息选择投资额,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外商发现真实的投资环境反映的交易成本高于预期,按照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外商削减实际投资额。中国实际外资到位率的变化验证了这一观点。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领域和地域的逐步扩大,在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但地域分布很不平衡。章从地区和城市这两个层次分析了其分布的总体特征,并认为影响外资金融机构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是市场规模、政策导向、人力资源、信息流通、历史传统和地缘经济等。今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步向内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外资金融机构数会不断增加,但现有的总体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外资金融机构仍然会向几个主要的金融中心集聚。     

华侨资本对台湾投资的发展与趋势

台湾通常把外资区分为华侨投资（华侨资本）和外国人投资（外国人资本）,合称侨外资。所谓“华侨”,虽然条例曾规定是指具有中国国籍而侨居中国领域以外的人,但实际执行上并不太拘泥于国籍,可以说,凡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汉人）都可视为华侨而不管其国籍为何。香港与...     

中国省区间的外资R&D知识溢出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模型(SFA)的实证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构建的区域知识溢出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区层面的外资R&D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外资R&D活动不仅对本省存在溢出影响,对邻省亦有重要贡献;东部省区同时受益于其东、中部邻省的外资R&D溢出效应,但中西部省区均只从同一区域且邻近省份的外资R&D活动获益。研究还发现,我国三大区域内部均已结成紧密的省际空间联系,外资R&D双向溢出显著;但东部与中部省区的空间关联度不强,外资R&D呈单向溢出格局;而中部与西部之间目前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割特征,造成彼此之间互无溢出。     

“沪港通”：内地受益大过香港

中国周四公布的“沪港通”试点将向更多外资开放中国内地股市,同时允许中国内地投资者更多地投资香港股市。相比香港交易所,此举给内地交易所带来的好处可能更大。     

中国拍卖业遭遇“生死劫”

我国拍卖业已于2004年12月日对外开放。外商投资拍卖企业的政策“门槛”已然清除了对中国庞大的资产拍卖市场垂涎三尺的外资拍卖巨头将加快进入中国的脚步,中国拍卖业面临重新洗牌!     

近现代广州的外资保险业(下)

1979年我国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为外资保险业再次进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保护阶段。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

依据侨资企业数据库及其计量分析，对侨资企业的侨缘禀赋、资源禀赋和市场禀赋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回顾总结；分析了在目前中国投资环境变化下侨资企业的转型、投资趋向、桥梁作用以及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发展趋势。认为目前国内投资环境出现深刻的变化，外资优惠政策取消，劳动力与环境治理等经营成本提高，经济开放加深，内需增强。侨资企业面临地理转移与产业转型，侨资从制造业主导到服务业兴起，从出口导向转到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其竞争力从利用中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全球产业链中形成集群优势，海外华商在中国面临剧变中的新机遇。     

对中国投资主体法律规定的思考

针对关于中国投资主体的法律规定中所显示出的与经济发展及国内立法不协调、在中国外资立法中关于中方主体资格的规定与国际条约相冲突的现状,本提出了建立与完善关于中国投资主体法律规定的基本思路。     

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中国知识界首次以现代化为题展开对中国出路的探索。这次讨论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现代化的道路与实现方式以及如何对待外资等问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下,唤醒国人关注中国的现代化,积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努力。     

开创电波计时新纪元 卡西欧OCEANUS电波手表炫耀上市

2007年8月8日,上海——卡西欧在上海音乐厅成功发布旗下高端品牌OCEANUS电波手表,并借此拉开了其在中国推广电波手表的序幕,成为首家在中国推出电波表的外资公司。本次发布的OCEANUS系列是卡西欧在中国推出电波表的第一波产品,共计5个型号,将于9月在中国正     

关于苏联引进外资建立合资企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在沙俄时代,外资输入有两条渠道,一是工业、交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投资;另一条是贷款和借款。一战前,外资占俄国工业固定资本的1/3到2/5。外资的60～70％投向重工业部门,1915年,在矿业、金属加工和机器制造业的外资就达63％。据有关资料统计,十月革命前俄国外资总额(包括借款)以及在工业和其他经     

华人外资和亚洲经济展望

序言亚洲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本文所谓的“亚洲经济”主要系指东亚经济和东南亚经济,但最近经济发展的浪潮已经开始波及到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因此,本文的“亚洲经济”有时也包括南亚。亚洲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原因有许多,当然日本企业的投资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本文所谓的“华人（诸）经济”系指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华侨与华人的经济。这些华人经济的飞速发展无疑主要是由于华人资本的积极活动所带来的;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外资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本文所谓的“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外资”系指来自中国…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完善

本文通过分析外资并购过程中的反垄断立法状况,铺陈国外典型国家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建议。探讨如何妥善地解决外资并购中涌现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外资并购后新公司的性质、国有股权转让价格、股东权利保护、反垄断等等法律问题;如何清除现行立法中对外资并购造成阻碍的条文和规定;如何完善外资并购法律规定,使之既能促进外资并购公司的发展,又能有效地对外资并购行为进行规制使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当前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交流与合作问题探析

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这种交流与合作的大规模开展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方式是在贫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项目,对扶贫开发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加强扶贫开发机构能力建设,共建减贫交流合作平台,举办减贫援外培训班,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项目援助。为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中国政府应制定长远规划,拓宽争取外资扶贫的渠道,扩大外资扶贫的领域和内容,推动外资扶贫的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外资及外资与内资混合使用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