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景福宫区位格局与乾隆造园思想探析

故宫宁寿宫后寝东路的景福宫,仿建自建福宫区域的静怡轩,在营造过程中进行了适宜性的调整变化。景福宫与静怡轩分别建于乾隆中期和早期,伴随和见证了乾隆园林思想的提升和转变。本文通过景福宫与静怡轩的对比分析,得出景福宫现今的区位格局,是功能需求的改变与原有地形的限制下相互碰撞的产物,是江南园林与皇家园林结合的又一次典范尝试,反映了乾隆作为“能主之人”在造园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承载的个人意志与情感寄托。     

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

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蒙林关于清代绥远城驻防八旗兵之来源,目前史学界多持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右卫八旗调防而来之说,几成定论。笔者在精心研读《清高宗实录》之基础上,认为绥远城八旗兵驻防初期民族成份繁杂,变化极大,最终于乾隆中期才形成了以京师与右卫满蒙八...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正式交往,始于乾隆朝中期。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录副奏折为核心史料,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清朝与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右部哈萨克众首领间的首次使者往来,确定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考察乾隆帝对哈萨克政策的转变过程。针对学界普遍公认的清哈间首次通使发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传统观点,在清朝与左、右部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双方所遣使者各为何人以及阿布赉归附动机及清廷具体考量方面提出管见,以供同好。     

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史学精粹

正姜海军:《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异同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略论刘墉——兼论清中期的政治人物

刘墉是清代中期一个名的清官,又是一个典型的官僚知识分子。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所限研究阙如。刘墉对乾隆朝字狱政策的推波助澜,以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都主要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     

灾害、环境与慈善的相反相成:以乾隆朝直隶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为中心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乾隆中期宫廷铜法铃制作的创新与变化

铜法铃是清宫佛堂中最常见的法器和供器之一。根据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曾制作过大量的铜法铃。为了使铜法铃的声音更加响亮、清纯,造型更加规范,造办处首先对制作铜法铃的材料配方进行了多种试验。随后,又对铜法铃的尺寸、款识、纹饰进行了改进和确定。本文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款铜法铃为例,结合清代档案和史料,就乾隆中期宫中铸铃的配方试验、尺寸、款识、纹饰变化以及铜法铃的使用情况进行探讨。     

论清代有关乾隆朝英使觐见礼的记述变化

关于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一事,历来众说纷纭,不仅中英双方当事人记载不同,清代有关此事的记述前后也发生明显变化,乾隆时期的官方记述含意模糊。嘉庆时期则在官方记述中提出"恪恭成礼"说,构建英使团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的清晰表达,此说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同光时期,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行西式礼仪的记述相继现于报纸奏折,并被广泛征引。其后,三种记述及其观点并行不悖,影响深远。清人对乾隆年英使觐见礼仪的认识转变是与清代中西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国宝档案

青花瓷始创于唐朝。经宋、元、明、清。延宕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乾隆青花双耳尊,纹饰繁密、染画工整、釉色亮丽。器型规整。再看双耳尊底款。为清乾隆中期官窑惯用的“大清乾隆年制”篆文题款,刻划工整。 乾隆官窑青花瓷既与清幽的康熙青花有别,又与淡雅的雍正青花不同,它是以纹饰繁密、染画工整、造型新奇取胜。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防

乾隆中期,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设立绿营定期换防体制。绿营官兵绝大多数来自直隶宣化与山西大同二镇,承担屯田及各项杂役。绿营驻军历次更换时,均有大量人员滞留当地。至光绪朝,普通兵丁连续驻守十至二十年之久的状况已成为普遍现象,导致其生计状况更加恶化。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     

乾隆粉彩山水如意耳尊赏析

瓷器中的粉彩在文献中又名“软彩”。是清代康、雍时期由珐琅彩衍生而成的新品种,始于清朝康熙中期,盛于雍正年间,乾隆时期得到发展并且达到顶峰。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开放十余年来,所出现的最为精致的乾隆粉彩瓷器,非乾隆粉彩山水如意耳尊莫属。此尊在1997年春季北京翰海公司拍卖会上,以220万元成交,时过五年,在2002年秋季中贸圣佳公司拍卖会上再次推出时,竟以1122万元成交,其价值增长五倍。     

乾隆朝松花江流域各“民族”权利关系——以渔权问题为中心

康熙朝中期至乾隆朝初期,松花江流域的人口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松花江流域的渔业经济成为各民族的重要收入来源,但由此产生了渔权争端。争端的产生与解决,不仅反映了各民族的权利关系,也折射出清朝对不同民族采取的不同政策。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乌鲁木齐政略》舛误归纳举证

文化的进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乌鲁木齐政略》作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内首部地方志，是清乾隆中期乌鲁木齐政治、经济、文化积聚的产物，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乌鲁木齐城市建设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对《乌鲁木齐政略》舛误指正、疏漏补充有利于对该文献进行客观史学评析，可以为历史文化工作者提供丰富、客观史料，其瑕疵不会掩盖史料价值及其历史地位。     

社会现实、人际关系、政治文化与乾隆时代的腐败

乾隆时代经济上贫富差距悬殊,政治上专制强化,思想领域是儒家思想为主导;乾隆时代奢靡之风盛行,人际交往更趋世俗化,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更加重财好利;乾隆时代的政治文化依然是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的要素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发生了弱化,而是得到加强。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时代风尚以及官场生态所杂糅的整体氛围基础之上,乾隆时代的腐败已经演化为一种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     

浅析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回民管理政策的转变

回民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时期政府对回民的管理政策经历了某种转变。清政权建立之初,康熙、雍正为拉拢民心、巩固政权,清政府对回民一度采取较为宽容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乾隆前期仍沿袭前代的传统宽容政策,直至后期清政府对回民的管理政策猛然发生骤变。本文简要阐述并拟图分析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回民管理政策转变的原因、过程以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影响。     

《字贯》、《一柱楼诗》两案与乾隆查办禁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发生了王锡侯《字贯》案,这是自三十九年(1774)谕令查缴违碍书籍以来,第一起震动全国的文字狱。继之而兴的徐述夔《一柱楼诗》狱,则是整个查办禁书过程中处治最为严厉的特大案件。从表面观察,王、徐二人皆以文字得罪;而实质上,《字贯》与《一柱楼诗》两案乃乾隆帝为震慑天下臣民以推动查办禁书而蓄意制造的,因此它们都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有别于一般的文字狱。本文拟探讨《字贯》、《一柱楼诗》两案与乾隆查办禁书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乾隆朝后期文字狱的某些特色。     

清乾隆时期“玉厄”现象略述

众所周知,由于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玉器,乾隆时期玉器工艺水平非常高超,宫廷玉器造型规矩,琢磨精细,被誉为“乾隆工”,受其影响。民间制玉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苏州的专诸巷,可谓民间玉业的中心。因此,在鉴定传世玉器时,除了镌刻“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款识,对一些玉器、做工俱佳的玉器,一般也多定为清乾隆或清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