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其本也——佛教美术中的莲花意象研究

莲花图像散布于佛教建筑、造像和绘画之中,是佛法、佛国、佛和菩萨的象征。佛教为什么选择莲花？本文将莲花意涵置于佛教思想发展的大脉络中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莲花有二义,照其本也。“不染”比喻佛的品行和境界,“光明”承担度化众生的任务。光明佛国世界的形成,促使佛教借用已有宗教表现光明的象征符号构建自身的图像系统,莲花即是其中之一。莲花的光明意象源自古埃及,经由波斯传入印度。古埃及的复活观念及表现形式与佛教“莲花化生”高度相似。佛教莲花的“不染”“芳香”和“光明”意涵丰富了中国的莲花意象,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选择了“不染”“芳香”,忘记了“光明”。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总目

第一期200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第二届“科举制度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第二期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近十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关于《光明之城》的讨论“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意大利与中国学术交流新动向第三期2005年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综述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综述松浦章与中国海洋史研究第四期20世纪十…     

煜丰

煜丰,寓意光明、丰收。 煜丰投资集团一贯秉承注重“创新实效、合作共赢”的投资理念,在中国投资市场中持续、快速、健康成长,前景光明。     

浅议文史资料的“文”与“史”

文史资料,顾名思义,一“文”二“史”。文,即文采;史,即史实或史料。如果有“文”而无“史”,纵然妙笔生花,绚丽多彩,文辞优美,语惊四壁,也不成其为“文史”;反之,假如仅有“史”而无“文”,即使史料珍贵,题材重大,也只能是鸡鱼肉蛋、萝卜白菜,一堆质地很好的材料,却未经加工,就文史而言无可读性,至少不能称之为优秀的文史资料。因此,文史资料的“文”与“史”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者互补,缺一不可。文史资料应文、史兼顾,“史”是“文”的基础;“文”是“史”的手段。“史”统帅“文”,“文”为“史”服务;“…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近十年来台湾地区西洋史研究概况

一、前言 对自己最根本原则之怀疑,以及时常作内省之功夫,乃是文明人之特征。史学之研究工作,若不具指导性及前瞻性,则不啻是将死人之枯骨,从一个坟场搬往另一个坟场,有吃老本和发死人财之嫌疑。 相对於中国史之外国史,俗称西洋史,挽近为顺应时代潮流,已改名为世界史(中国大陆早已使用此一名称)。唯欧洲仍为西方文明之重镇,而西方文明又是世界文化之中,最具有宰制性之主流。虽然“光明从东方来”,但泰西几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中外文明起源问题对比研究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最早见于《易经·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云:“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在这里,“文明”含有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的意义。从社会发展水准而言,“天下文明”已臻文化上升、社会进步的境界。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若因好句不来,遂以俚词塞责,则走入荒芜一     

“瞽史”的连及用法

训释词语当兼顾修辞特点。字面上同为“瞽史”,在“瞽史教诲”中是字字表实义的联合词组,而在“瞽史之纪”诸句中则虚实并存,属于连类而及的修辞方法。如果忽略这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就难免曲解原义,导致释义和语境的矛盾。由于上古的乐官和史官经常协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具有分工合作的密切关系,加之典籍中“瞽”与“史”往往称对举,《国语》的作者便欲言“史”而连及“瞽”,贾谊、班固诸贤也本说“瞽”却连及“史”。     

追求光明

下面的五篇文章都是以“明”为话题写成的较好的习作。“明”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它可以是形容词,作“光明”、“明亮”讲;也可以是动词,作“明白”、“懂得”讲,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内容就更多了。《追求光明》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表达了作者战胜病痛、努力创造更好人生的热烈情怀,叙事生动、感情真挚,《渴望“明”》从一个由失明而复明的人的视角,运用着墨不多的心理描写,深情地表达了对环境污染的失望、对“明亮的太阳、明净的蓝天、明丽的月色”的渴望。《光明》取材于万众关注的国际时事“热点”,以饱蘸感情的笔,发出了“祈求光明,驱赶恐惧”的呐喊;文中摄取的几个镜头,使人震撼,让人难忘。《生命的追求》由扑火的飞蛾联想到为科学献身的英雄,以散文笔调讴歌了追求真理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我理解了母亲》以平实的语言,写出了自己在理解母亲这一点上的感情经历,真实而自然;结尾的细节虽十分普通,却包含着母女之间的浓浓情意。五篇习作,各有特点,都值得一读。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再谈滕州前掌大墓地的性质

本文以陶器（尊）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相关陶器的年代等问题,补充论证了前掌大墓地是西周早期殷遗墓地的观点;并通过对文字史料的分析,认为“任”姓“薛”氏与“史”氏存在密切关系,“薛”氏很可能是“史”氏的分族。西周早期的“薛侯”可能是生活在殷墟的“史”族（或其一支）,随着商灭而被复封于“薛”,因此前掌大墓地不宜被称为“史”国封国墓地。     

以“史”为学与以“历史”为学

“近代”一词的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的出现本身就蕴有“近代”何以构成的“故事”。为什么“近代史”的叙事情节中不断出现的是与“西方”有关“事件”?是“历史学”编制了“近代史”,还是“近代史”产生了“历史学家”?这个“故事”似乎可以一说再说。     

《光明之城》伪书考

《光明之城》出版后受到人们普遍重视。这是因为 :如果它是真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古文献的发现 ;如果它是假的 ,那这就是一个令人不齿的文化造假事件。此书的“年代差错”问题乃是辨识其真伪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十个“年代差错”问题的详细考证 ,论断《光明之城》是一部后人编造出来的伪书。鉴于有的“年代差错”一直延伸到 2 0世纪 ,译编者塞尔本本人可能正是它的炮制者。     

精益眼镜贵在于精

精益眼镜店遍设三镇，今天，已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眼镜业最大连锁经营体。“精益”不仅靠自己“老字号”的“绝活”给千百万患者带来光明，而且，通过不断创立新的“绝活”，树立了“老字号”的新形象。     

书法的创新与精品意识

多年来,文艺批评陷入一个误区,难以自拔,那就是对“创新”的强调与夸大。好像一切“新”的,都是进步的,光明的,有无限前途的;一切“旧”的,都是落后的,腐朽的,要打倒和消灭的。     

假如我失去光明

假如我失去光明 就让星星做我明亮的眼睛 在灿烂的银河眨动 探索未知的世界,报告黎明的曙光 假如我失去光明 就让贝壳做我心灵的耳朵 去聆听大海的歌唱 想象天空、沙滩和浪花的色彩 假如我失去光明 就让风儿做我长长的臂膀 去抚摸葱翠的森林 田野的稻花飘香,感受大地丰收的气浪 假如我失去光明 就让白云做我飞翔的翅膀 让我在无垠的蓝天上,呼吸天地间空气的芬芳 太阳就在我的前方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假如我失去光明@蔡禾$南京市四中     

地下看西安 地上看泉州：在南音里寻根

泉州,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旅行地。 700多年前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称为“光明之城”的泉州,在中世纪有着400多年的辉煌。“此地占称佛国,泉州满街皆圣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绘制的世界。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