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与美国的琉球政策(1950-1951)

如何处理琉球群岛,是美国战后对日和约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1950年4月,杜勒斯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顾问,负责对日和约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对此存在争论和分歧。杜勒斯因应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亚洲政策主要目标,与美国政府内部各方、美国各盟国、苏联、日本等折冲博弈,基本上界定了琉球政策的框架。为满足各方需求,杜勒斯创造了“剩余主权”这一全新概念,通过《旧金山和约》确保了在联合国托管的名义下,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进行排他性战略控制。同时,杜勒斯主导了《美日安保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形成,初步构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琉球群岛军事基地为核心的防卫体系。     

戴高乐主义论

戴高乐主义,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戴高乐主义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后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得到充分实践和完善。戴高乐主义在与超级大国、与欧洲建设、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得到充分表现。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的实质主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就构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具特色的一页——戴高乐主义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的冲突。戴高乐主义在法国沿袭至今,自有它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但世事已非,戴高乐主义毕竟难以重振法兰西昔日的辉煌。     

美国与新西兰联盟的裂痕

美国与新西兰的联盟关系经历了从依附到疏离两个阶段。美新联盟出现裂痕是美国亚太联盟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核战略分歧成为双方分歧的直接原因。新西兰工党政府提出的核武器无用论及核武器不道德论代表了一些中小国家坚定的反核立场和构建无核区的强烈愿望。虽然美新联盟出现了裂痕,新西兰并没有退出澳新美同盟,但对于澳新美三边联盟的影响还是明显的。毕竟,美新之间安全合作的程度因此而降低了。     

戴高乐 说服尼克松接近中国

尼克松在中国政策上的巨大改变曾深受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影响。从厌恶到崇拜,一次会面改变尼克松对戴高乐态度1953年至1960年,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搭档,出任美国副总统一职。当时的尼克松自恃才高,国际上的政要他大都不放在眼里,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尼克松一度认为,戴高乐“冷酷,小气,傲慢,极端自负,简直是无法相处”。尼克松的这种认识当然也与战后美法关系并不融洽有关,反映了一部分美国政要对戴高乐要搞独立外交的真实看法。然而,1960年,尼克松与戴     

蓬皮杜时期的法美关系

蓬皮杜继承了戴高乐对美外交独立自主的传统,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他一改戴高乐进攻性的外交风格,在外交场合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他将经济社会政策放在其施政纲领的首位,在外交领域中大力推行"经济外交",在货币、石油两场危机中与美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捍卫了本国的经济主权。同时,蓬皮杜联合西欧各国粉碎了美国借机重新控制西欧的图谋,积极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国际合作抑或金融监管——以胡佛与斯特朗对欧洲经济重建分歧为中心

作为1920年代美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制订者和参与者,胡佛和斯特朗都支持美欧经济合作,并鼓励美国民间私人力量参与一战后欧洲的重建,但面对美国对外贷款及其带来的国内投机,二人的分歧也日益突出。胡佛和斯特朗之间分歧反映了他们在欧洲重建方面不同的利益诉求,其背后则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分歧和冲突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对外经济决策权力分散和碎化,缺乏有力的决策核心,使美国的对欧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并自相矛盾。     

萨科齐亲美吗

萨科齐在竞选法国总统时,被一些左派人士戏称为“美国先生”,而他本人似乎也铁了心,要跟希拉克时代与美国唱反调的戴高乐主义“决裂”。那么,在他“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法国与美国真的能建立起“深厚、真诚、坚定”的伙伴关系吗?萨科齐亲美,应该说并非做秀。这与他的性格有一定关系,他曾评价自己是“一个实际行动的男人”、“一个务实     

澳美马努斯基地使用之争--兼析战后初期的澳美关系

二战后,澳、美在如何使用马努斯基地问题上出现较大分歧并最终导致合作计划的流产,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澳大利亚自主意识的增强、对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判断失位以及在英美之间奉行平衡政策;美国大国意识的膨胀、传统孤立主义的影响以及其对欧洲事态的关注等是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澳美防务合作虽然因此而搁浅,但澳方发展与美双边关系尤其是防务合作的决心则愈加坚定。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约翰逊政府对印度发展核武器问题的认识与对策

20世纪60年代,随着印度核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它在核意图上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约翰逊政府越来越担心印度可能会走上发展核武器道路。考虑到由此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约翰逊政府采取了美印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改变印度国内核舆论以及劝说印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等方法,试图以此阻止印度发展核武器。尽管这些应对措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能真正解决印度核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不愿意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约翰逊政府认为维持良好的美印关系的重要性远大于阻止印度发展核武器,美国并不想因该问题处置不当而干扰美印关系的正常发展。     

试论载高乐主义与大国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但因在经济和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使得政治和外交也被迫与美国保持一致,逐步丧失了外交上的独立性。直至戴高乐上台后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谋求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法国才又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本文拟从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逐步丧失和法国重拾外交独立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外交对大国地位的重要性。     

短消息

普京布什话"友谊"俄罗斯总统普京卸任在即,美国总统布什也将于2009年年初离开工作岗位。4月6日,两人在俄罗斯度假圣地索契,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举行会谈。虽然在"告别会谈"上未能解决俄美双方在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但两人的"私交"似乎未受影响。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外交研究述评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外交研究述评孟庆龙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苏联说他是战争贩子。中国称其为“５０年代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代表人物”,“反共反华的急先锋”。①西方（主要是美...     

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1959-1969)

本文依据近年来美日两国政府的解密档案,探讨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20世纪60年代,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引起美日两国的高度关注.美日两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程认识的根本特点,是低估中国的核科学技术水平和中国拥有核武器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意义,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心理影响.在美日两国谋划遏制中国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放弃了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摧毁中国核设施、美苏联合清除中国核能力、向日本转让核武器等种种构想,转而承诺向日本提供核保护和宇宙空间技术援助.日本政府则自觉选择了依赖美国核保护和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的战略方针,同中国进行对抗与竞争.这种态势乃是美日关系和亚洲冷战进程中出现的新特征.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

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而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又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富尔访华初期,中法虽都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会谈陷入僵局。其后,中方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有步骤建交方案、直接建交方案,最终在三项默契基础上同富尔达成了一致。中方把最终形成的默契以文本形式交给富尔,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总的看来,该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法国在其中承担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法台不再保持"外交"关系等义务。但谈话要点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政策的两重性

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政策的两重性李维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是战后法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戴高乐发挥了巨大的个人作用。一般认为,他顺应历史潮流以超人的胆略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战争,从而使法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认为,维护法国对阿尔及利...     

舒曼计划性质考

法国战后初期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是消除德国鲁尔工业区长期以来对法国安全构成的战略威胁。同时,使这一地区的工业潜力为法国所用。但当时,法国不具有贯彻这一国策的实力。冷战爆发以后,法国必须根据美国的冷战战略调整对德政策,不再把德国当作敌人,而是当作盟友对待。最终,法国放弃了把鲁尔工业区从德国分离出去的政策,提出了既能体现法国安全和发展需要,又与美国冷战战略接轨,并着眼于法德和解和整个欧洲统一事业的舒曼计划。     

1797-1800年美国与法国准战争探析

18世纪晚期,美国为维护海上权益与地缘安全,加剧了与英法之间的矛盾。美国在《杰伊条约》中对英国的让步,换取到美英之间十年的和睦,却导致美法关系紧张,美国与法国从同盟走向准战争状态。最终美法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但这场准战争深深影响了美国早期的内政和外交。     

试析1975年福特访华及其意义

1975年12月福特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及双边问题上分歧与摩擦增多等复杂背景下进行的。改善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对福特访华的共同期待。但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中美两国对福特的中国之行也有不同的预期。美国希望向国际社会表明美中关系仍在继续发展,以进一步增强美国对苏谈判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为了抗衡苏联的威胁,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为期五天的访问中,福特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内容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及双边问题。虽然访问期间双方既没有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没有发表可以体现会谈成果的联合公报,但此次访问仍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增进了双方理解,而且也稳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基础。     

二战后法德和解的主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对德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最后完成了法德和解这一历史性转变。虽然直到六十年代初戴高乐重新上台后法德和解始告最后完成,但在五十年代末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之前,法德已经排除了两国关系中战后遗留下来的若干重大障碍,在事实上基本实现了法德和解。 普法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德国一直作为法国的头号敌人,对法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