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抹去的记忆——从“牛棚”到田野

1969年初．我们在“群专”的人员统统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大同市有两个“五七”干校．党群系统在离城6公里的同家湾猪场，叫“一干校”；政府系统在离城10多公里的奶牛场。叫“二干校”。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俞平伯与叶圣陶的“暮年上娱”

“文革”中,俞平伯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与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蒙受磨难,进牛棚,下干校,历尽被抄家批斗之难,受尽迁徙颠簸之苦;叶圣陶,被封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因周恩来总理的特别保护,避免了许多苦难,但也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赋闲在家。1971年1月,作为受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生活相对恢复了平静,逐步恢复了与朋友的正常交往。     

“牛鬼蛇神”过春节

“文革”期间十个春节,几乎没有欢乐可言,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农村“牛棚”里过春节。20多人,挤在一间自己盖的棚子里。干校的“五七战士”们春节前大部分回城去过年,留下少数人看守干校,看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     

江青剽窃《红灯记》的前前后后

阿甲获得平反 “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劳动改造的干校回到剧院的《红灯记》编导阿甲,刚走到大门前,就被热心的门卫师傅叫住了。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追寻沙洋“五七”干校旧事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因在“革”期间,曾有27家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挨饿的滋味不好受

1972年秋,我被分配到广西钟山县党校（那时叫“五七”干校）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去县供销社买了两个搪瓷大碗,花帮灰里,好到食堂打饭吃。     

风风雨雨五十年--忆诗人胡天风

我和诗人胡天风是患难之交,因为我俩是在“革”期间的“牛棚”中相识相知的。此前,我在武汉市联工作,他在市化局戏剧研究室。“革”伊始,我俩都进了“牛棚”作为批斗的对象关押。我俩同劳动,同陪斗,又是同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打进“地狱”最底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发生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全国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干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其中涉及柳河干校、咸宁干校、沙洋干校的文章最多;     

陈早春『顶牛』

1969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仅留13人“看门”,其余近200人全部下放咸宁干校,这批文化人的履历,从此埋没了昔日的辉煌,掀开了沉重的一页。其中35岁的陈早春是“文革”前名牌大学毕业的文学硕士,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比较多,犁田、放鸭,轻车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有一段时间,荣任了“鸭     

冯雪峰遇"知音"·韦老太办"专案"

上世纪70年代第一个秋天,在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一个偶然的机会,67岁的冯雪峰和36岁的陈早春成了忘年交。     

"鸭司令"周巍峙·"大力士"萧乾

“革”中期,曾任化部部长的周巍峙带着年仅7岁的儿子周月下放到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他的夫人王昆随东方歌舞团到部队劳动,住在张家口地区;     

难忘的黄湖农场四年（下）——纪念共青团中央干部下放劳动30周年

八、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胡耀邦同志于1969年4月下放到共青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1972年2月初回北京探亲。经批准此后便留在北京,一是学习,二是治病,三是写检查,没有再回干校。     

湖北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全称“五七”干部学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难忘的黄湖农场四年（上）——纪念共青团中央干部下放劳动30周年

黄湖农场始建于1958年,位于河南省潢川县东北部,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的春河与白露河汇流处,总面积10．5平方公里。当时,河南省人民委员会。投资46万元,信阳专区。调拨4台拖拉机,始建国营黄湖机耕农场。1969年3月,共青团中央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胡耀邦。等一大批团中央领导到农场生活战斗。1973年4月,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同志陆续回京。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