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如果问我哪一本书被我翻看的次数最多,除去《新华字典》与课本,就是《朦胧诗选》。翻开这本泛黄的老书,还能看到我与它结缘的日子：1986年5月8日,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购于王府井新华书店。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刊出前后

1966年5月31日下午,一大溜小汽车驶进人民日报大门,来者全穿着军装,还带来了10多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人们瞧着这群神秘的来客,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阅读题请考“阅读”

看到这个题目,你也许会觉得好笑,阅读题不考阅读考什么？这也有什么可值得一提的。其实不然,不信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看一看,看完你再下结论。下面是江苏某地一道四年级期末阅读考试题。     

江青与“样板画”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江青在戏剧界树立的“八大样板戏”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了。但一般人并不知道江青在美术界也树立了一个“样板画”,这就是美术界唯一的“革命绘画样板”——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尽管这幅美术作品在“文革”时期影响很大,家喻户晓。     

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

<正>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在天津读小学,正准备毕业升学考试。"革命"打乱了一切,大人们自顾不暇,我们无学可上,成了四处游荡的"野孩子"。那时,我家分居京津两地,我来来去去,目睹和体验了种种荒唐、丑恶和无奈。     

“三气”文章风波始末

不久前,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份材料,这就是1979年元月召开的安徽省委工作会议编印的有关合肥、蚌埠组讨论内容的第12期“会议简报”。这份简报有如下字：     

永存的记忆

1954年刚刚立春,当时,“抗美援朝”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内社会生活日趋稳定。2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向全军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他们保卫祖国、保卫海防边防的伟大业绩的深切关怀和慰问,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文革初的中宣部

<正>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难忘的回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组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

如今，对45岁以上的人来说，有一种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狂于60年代中下期“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热。因为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人们对它看得很重，视为宝贝，所以，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毛主席看录》。     

刻骨铭心的记忆——记董必武与李汉俊的情谊

1971年8月4日,中共元老、耄耋之年的董必武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接见了几位党史工作者。客人们请董老回忆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情况。这一下子打开了老人记忆的闸门,52年前的人和事像海潮一般,在脑海里翻卷。他缓缓地对客人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值得称赞的《洛阳市志》

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黑龙江省志》副总编、《黑龙江史志》主编梁滨久编审在《地方志增强学术性的方法》(载《西藏地方志》2002年第4期)一中,提出了增强编写志书学术性的5条办法,其中第2条“充     

不准盖销的邮票

我国"文革"期间发行的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贴用时不予盖销"的邮票,堪称邮政奇闻。这套邮票发行于1968年8月1日,全套一枚,面值8分,邮票主图是根据《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设计的,毛主席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凝神走来。原画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一个“文革”中“死囚”写给女儿的信

七十年代末,就在张志新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之时,有一个名叫孟氧的“死囚”在狱中给他的女儿孟小灯写了一封长信。他这样写道：“……在法庭审讯时,我公开为所谓的‘刘邓路线’进行辩护,根本不承认“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法。他们以死刑相威胁,我依据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反驳他们。     

《还粹集》与“三生会”杂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闽中诗人何梅生（振岱）、刘龙生（敬）、高颖生结成“三生会”,不时聚会咏唱。高颖生《还粹集》刻成,赠我祖父刘敬一部,祖父在集中有批语,我年少时亲见过。此集旱已遗失,不料而今被福建图书馆找到。消息传来,惊喜不已,勾起对三位诗老昔日风采的回寸乙。     

我见到的陈伯达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实为权倾一时的霸主。呼风唤雨,号令中国。他能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也能迫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能随意点名批这个批那个,其能量可谓不小。不过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时间很短,他的权力很快就被比陈伯达更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拙文《“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在报刊发表和连载之后,备受关注,说明它有一定史料价值,本人对此感激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