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浅论两魏周齐时期山西地区的侨置州郡

北朝后期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山西地区渐次出现了一大批的侨州侨郡,多分布在河谷平原地带,主要集中在太原盆地周边(以西南端尤甚)、临汾盆地、东西政权交界的河东地区北部,另外忻定平原与大同盆地所在的晋北地区亦有零星分布。内地侨州郡的设立多反映出政权对地方与边地控制力的减弱与收缩,而处在边界的侨置州郡则反映出政权对边地控制力的恢复或者与军事行为关系密切。随着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加强以及北方政权的统一,侨州郡多被裁撤或者土州郡化。侨州郡多发挥安置流民军户,军事防御与部分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侨州郡与土州郡所治城邑又使本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地区中心于边缘地区城邑网络。     

东晋南朝山阳、淮阳二郡侨实问题考辨

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安史之乱中州郡改易问题

<正>安史之乱中唐廷与安史政权改易州郡之事,看似题无剩意,但仍有可辨之处。首先,唐肃宗改郡为州具体时间,既有认识并不明朗;其次,肃宗改郡为州时,安史之乱仍在继续,安燕政权与史燕政权行州制还是郡制,学界先行研究也未清晰呈现;再次,史料虽有史思明在肃宗改郡为州后又改州为郡的记录,但唐官方史书却未明确记载史燕政权改州为郡举措是否得到落实。鉴于此,本文以唐肃宗改郡为州与史思明改州为郡为线索,对安史之乱州郡通名改易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辨析对峙双方州郡地名变化及背后原因,以期加深对隋唐州郡频繁改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玄菟郡的内迁与高句丽的兴起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兴起于玄菟郡内,考证《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记相同内容的一段话,可以看出玄菟郡对高句丽的管辖,在公元2世纪初玄菟郡第二次内迁之后有所变化。内迁之前,高句丽在玄菟郡界内,高句丽直接从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帻",高句丽县县令主管高句丽的户籍;内迁之后,高句丽不在玄菟郡界内,高句丽县县令不再主管高句丽的户籍,高句丽接受"朝服衣帻"的形式和地点也发生改变。尽管如此,高句丽对玄菟郡的隶属关系仍继续保持。魏晋之后,玄菟郡继续削弱,于是高句丽开始接受中原王朝的直接册封。     

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州郡县考略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地处南北之交,安徽境内侨设的州郡县既多且杂,成为安徽地理沿革史中最混乱的一段时期。本文以《晋书·地理志》州、郡(国)的排列顺序,依据《晋志》、《宋志》、《齐志》、《魏志》、《隋志》的记载,旁蒐它籍,对安徽境内侨置郡县略加考述,为省篇幅,考证过程与所引上书材料,不加详述。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立政权,但仍和原高句丽族一样,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四郡削弱之后,高句丽政权又连续接受中原、南方政权的册封,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改称的时间,严格地说,是在5世纪末。宽而言之。则是5世纪。     

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

<正> 东汉末年,地方政区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事实上的州郡县三级制。400年后,隋开皇三年(563)废郡,遂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于是复为郡县二级制。按隋的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曹尔琴先生认为“与东晋南北朝时侨州郡县的设     

晋宋时期山东侨州郡县考述

<正> 研究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迁徒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在《东晋南朝山西州郡县侨置考述》一文中,笔者考述了山西本土州郡县的外侨经过与侨寄地,又据此大致复原了西晋末迄陈约300年间山西人口的南迁概貌。这是一种方法。     

锦州地区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

锦州地区的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有砖室墓和石室墓两种,其中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为来自幽州的移民所遗留,带前、后室的砖室墓也来源于中原地区,砖室墓的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后;石室墓为来自辽东地区的汉人所遗留,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夕、前燕中晚期。锦州地区这一时期的汉人墓葬均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数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     

十六国时期氐族和鲜卑族教育政策对比研究

本对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和建立前秦的氐族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两族统治都十分注重推广儒学教育,但慕容鲜卑的教育政策重上而轻下,受门阀士族制度影响较大;氐族则是重视社会普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进入统治层的汉人的社会背景不同、统治的儒学水平及社会安定程度不同等。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魏晋十六国北朝关中侨置武都郡研究

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从考古发现看西周燕国殷遗民之社会状况

本文利用考古及金文、文献资料,对燕国的殷遗民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燕国对殷遗民采取的是安抚、利用政策,其中的一部分殷遗贵族仍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殷遗民成为燕国平民阶层的组成部分.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人口迁徙及其影响述论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Jin, the Sixteen States,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opulation movement caused the conflicts both between the Han and minorities in the north and immigrants and natives in the sou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immigrants was based on the households of migration prefectures, sub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recorded in local gazetteers, which is actu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ose registered in local gazetteers. Thus, the 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their descendents need to be recalculated. In fact, migrations in the Sixteen States were largely for military and agriculture purposes, while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articularly the Northern Wei, population movements were mostly to fill the capitals, the boundary and inland areas, both were enforced by the governments. Population migration often determined government policies, enriched cultural contents, promoted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changed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ertain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东北内蒙地区金代之政区及其城市发展

金代东北及内蒙地区之府、州、县约为7府、35州(路、司)、90县,其承辽代之疆域,但政区经省并后,则设置较少,城市数亦应相对减少。但以考古资料而言,则金代城市有显发展,其数量约为辽代之二倍,以人口数而言,金代亦有明显增长,恰又为辽代之二倍,说明城市发展与人口之关系。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