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考辨求真的理论与实践——从《汾州府志·例言》看戴震纂乾隆《汾州府志》的特点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考据大家,纂修的《汾州府志》明辨沿革,重视图表,考之实地,详审核博,经世致用,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例言》提出了"重沿革","重考据","重民生"等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成一家之言,《汾州府志》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编纂体现,具有鲜明的考辨求真的特点。     

《汉书》《明史》等书对北海地理实体的误记

现代方志学家王葆心先生针对清代学者戴震说的“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的片面看法曾予否定,说“作志者不可执旧日沿革之说,更不加以研究而考沿革。据古地志,尤须证以本地之名,求其变迁,方有新发明。”笔者赞成此看法,并在实践中以此为指导,确实获得若干“新发明”。     

论戴震修志实践中的革新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一生著述丰宏,学问渊博,在哲学、经学、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学、文学、历法等方面皆有研究,造诣很深。戴震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研究,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方法有独特见解。笔者试图通过对戴震修志实践的梳理,探讨其革新思想的根源,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戴震的方志学理论,为今天修志提供借鉴。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新编城市志总述撰写初探

新编城市志设总述乃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创新之举。旧志用"地理沿革"或"沿革"来总揽全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总述的作用。黄炎培主编《川沙县志》设置"概述"应视为方志体例上的一次创新与突破。董一博有关述体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方志学理论的一大建树。总述的作用有五个方面,即引读、综合、贯通、导向和统领全志。其特点有六个方面:一是概括全志,鸟瞰全貌;二是打通全志各篇章间的内在联系,并形成有机整体;三是揭示各类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四是述而有论,弥补志书因述而不作产生的不足。总述不应该将全志各编(篇)简单地"浓缩",要因地制宜确定其基本要素。撰写总述要处理好总述与志首序言、凡例、各编(篇)概述以及整体性与专业性的关系。总述的撰写要体现综合性、思想性和高度概括性,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具备应用价值,要突出地方特色。     

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

戴震与章学诚争论方志属性,提出方志"悉心于地理沿革"的"地理专门"说。戴震的说法,并非故为新论,自隋唐以来这种持论就代不乏人。从隋、唐、宋、明、清正史经籍(艺文志)到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等历代学人,都与戴震异时同声。这种把方志视为地理书的学术观念,往往发生于时代鼎革之际,为振世救急、讲求实务的时代潮流所激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工具理性特质的具体表现。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对章、戴论争的再认识

清代,特别是康乾间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大突破。那时的方志论坛上思想活跃,争论迭起,其中章学诚与戴震间的论争颇具代表性,且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今天,再回顾和研究章学诚与戴震间的那一场     

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的启示

章学诚首倡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主张于志书中为纂者作传并总结前志得失。在《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编纂实践中,章学诚设《前志列传》并撰写序例,阐述设前志列传的必要性并编写凡例。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拓展了方志列传外延,创新了旧志编纂体例,集中体现了其志属信史的方志理念,是章氏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章氏方志思想研究,同时也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简论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

章学诚作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在方志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方志学编纂理论上,他提出编志须遵“循史家法度”,指明了编志的原则;在方志的撰述范围和门类分别、方志的义理、方志的体例、方志的论断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详尽的要求;主张“文人不可与修志”对编志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理论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关于方志评论的评论

方志评论,又叫方志批评.“明志观之是非,定志材之真伪,别志法之臧否,别志言之宏鄙,鉴志德之崇庸”.它是方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方志编纂向纵深发展,促进方志理论进步和整个方志事业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是实施“精品战略”,全面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它可贵之处在于借助外力对已出版的志书编纂实践进行总结和评论,肯定成绩,指陈利弊,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是给续修方志提供编纂经验;二是给方志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方志评论的属性和特征,坚持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其“宣传、提高、总结、促进”作用,提高方志评论质量,为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思想价值略论

方志不仅有史料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小序、按语、论赞等之中。清朝统治者通过东北方志的修纂来表明其正统地位,论证其治统即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宣扬其道统,即儒家文化认同和强化道德教化。此外,还凸显"满洲根本"的政治原则,实质仍包含在"大一统"思想之中。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传统经世思想中注入救亡图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东北方志序论也包含丰富的革新思想,如针砭时弊、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振兴实业、抵御外侮、重视教育等。系统阐述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思想价值,展现出时代变革影响下方志编纂思想的变化。     

对第三轮军事志篇目设置的几点思考

<正>篇目,是志书的眼睛。通过它,能观志书之概貌,窥志书之精髓,量志书之价值。历代方志学家都十分重视志书的篇目设置。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说":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民国方志学家李泰桑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全国《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指出:"确定志书的框架和篇目,是关键性的一环。"由此可见,篇目设置在军事志书编纂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志稿精简篇幅途径探析

正当下,第二轮志书正在不断推出,令人目不暇接,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装帧之精美,多非前志所能比。其内容断限一般为10到20年,但篇幅动辄上百万字,同断限一千多年的几近相等,篇幅之庞大,令人惊异。简明扼要是方志编修的惯有传统。清代方志实践和理论大家章学诚所定的修志八条法度中,有一条就是"博而能约",要求修志人广征博采,然后精选综合,编写出简明扼要的志书;他还提出了修志"四要"说,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其中"要简"摆第     

黑龙江旧志整理情况简介

<正>黑龙江古无方志,明正统《辽东志》为东北现存最早的区域志,载有黑龙江内容。嗣后之弘治《辽东志》、嘉靖《辽东志》,以及嘉靖《全辽志》,康熙《盛京通志》、乾隆《盛京通志》等,均载有黑龙江内容,是为黑龙江方志之滥觞。黑龙江相对独立的方志产生于清代,主要是流人所撰写的侧重于舆地和风俗的方志。此后方志渐多,清末、民国时期主要是伴随黑     

方志体例与方志初稿编写

方志的体例要素包括体裁、结构和章法。体裁上要坚持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并用;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结构特征;章法是对志书编写的基本规范性要求。方志初稿编写要按照方志体例要求,确定好方志初稿竖写单元,隐时显事记述志书内容,写好志书内容的起点、转折点和终点。     

回顾与审思:18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方志性质研究是当今方志性质研究的基础。十八世纪以来,随着戴震与章学诚两位方志学家的出现,方志性质的讨论和研究逐渐进入了深化的阶段。进入新时期以后,方志学家们更是针对方志性质进行了专门的研讨。本文在回顾前人已有的方志性质研究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方志性质由早期"重地"向后期"重史"转化。二、地方志的"地域性"与"时段性"是其方志性质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方志作为综合性资料,其性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它是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