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夏瓷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西夏瓷是中国古陶瓷文化的一枝奇葩,是中华大地主体文化和边陲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深入研究以西夏瓷为代表的西夏文化艺术,对深刻认识中华大地各民族的融合历史,增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初西夏瓷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就深受古陶瓷艺术爱好者的青睐。众多的学者、收藏家对其进行了不竭的收集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为深入研究西夏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本文拟就进一步推动     

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依据汉文史籍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西夏丝路的信息 ,对西夏阻滞丝路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提出传统丝路在西夏境内并未完全“失效”,依然有丝路商旅穿越西夏境内抵达中原 ,西夏还是沟通河陇诸蕃与辽朝间的重要通道 ,但应该客观地评价西夏在丝路中的中介作用。文章最后重点对西夏时期的居延路进行了考论     

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

辽统和四年(986年),夏州党项拓跋部李继迁降附辽朝,不久受辽圣宗册封为西夏王,这是辽夏建交的初始。此后,历辽兴宗、道宗直至天祚帝亡国,辽与西夏交往达130余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辽帝三次册封宗族女子为“公主”,远嫁西夏国主。辽朝三次“和亲”于西夏,对辽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曾产生过很大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些初步探讨。一辽夏结交盟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公元979年6月,北宋兴兵灭掉北汉,完成了     

辽夏和亲对辽夏关系的影响

历史上大辽国与西夏建交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与西夏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和亲,这对辽夏关系及当时时局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辽与西夏的亲疏关系都与和亲密切相关。     

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

西夏有铜钱和铁钱,铜钱中又分汉文钱 和西夏文钱。泉界对出土铜钱的研究,相对 较多、较深,而对铁钱的探讨,虽也有所涉 猎,但还比较薄弱。这里,笔者不揣浅陋, 就西夏铁钱的发现、分布特点、版别,特别 是西夏铁钱专用区的设置等问题,略陈管 见,并求教于同好。 一、西夏铁钱的发现及分布特点 西夏铁钱,早在清代就有发现,并在钱 谱中有所反映。嘉庆十四年(1809),初尚 龄《吉金所见录》,根据凉州(甘肃武威) 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第一次系统地著录了西 夏钱币,其中就有“天盛”、“乾”两种西 夏铁钱,这是文献中有关铁钱最早的记载。 此后…     

辽夏和亲对辽夏关系的影响

历史上大辽国与西夏建交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与西夏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和亲,这对辽夏关系及当时时局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辽与西夏的亲疏关系都与和亲密切相关.     

玉泉营西夏墓群初探

立国于宁夏的西夏王朝,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谜,当我们留连于西夏王陵,感叹西夏皇帝陵墓的独特与神秘时,我们更多地想知道西夏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等。宁夏青铜峡玉泉营西夏墓的发掘,给我们展示了西夏贵族或平民墓葬的型制、丧葬特征以及他们的葬俗等和西夏王陵有着相似与不同之处。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西夏时期的埋葬习俗和生活状况打开了一扇窗户。     

《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

一、关于西夏社会形态研究的简单回顾西夏社会形态问题,是治西夏史者都要科学地加以认识的问题,因为它是准确地把握西夏历史上所有重要事件和变革的实质的前提。有关西夏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叶仅限于西夏文字的破译、西夏语音的构拟和西夏语法的探索,时人称之为“西夏学”。自五六十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率先将“西夏学”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历史领域。我国学者亦有著文讨论西夏社会历史者,即涉及西夏社会形态问题。80年代初,西夏社会形态问题,在一些论著中又被提出来加以探讨。概括论者意见,不外两种:一种认为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其代表者有金…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西夏文文献之收藏与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主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大致可分为6类,即西夏文原著、西夏文字典及语音表、历法和医学著作、律令及法律文书、汉文著作之夏译本、佛教典籍之夏译本及西夏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其中既有写本又有刻本,对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堪称国际西夏学研究的最基本资料,长期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除俄罗斯学者外,中国、日本及欧美诸国都投入人力进行研究,成果丰硕。目前,西夏文文献中尚有相当数量的草书文献难以破解,需要努力探寻其基本规则,一旦掌握其规律,即可用计算机将草体转换为楷体,进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条件。     

西夏史书与三史的《西夏传》

西夏本有国史 ,史载 ,斡札箦即为掌国史者。有夏一代 ,斡氏世掌国史 ,其子弟中多知书者。仿唐设国史馆之制 ,西夏仁宗于天盛十三年 ( 1 1 6 1 )年春正月 ,立翰林学士院 ,以王佥、焦景颜等为学士 ,俾修《实录》。同年夏五月 ,仁孝命王佥等掌史事 ,纂修《李氏实录》。夏国文臣所作的国史及实录当是用蕃书即西夏文写就 ,到清末还有传本。柯劭《西夏纪序》载 ,光绪七年 ( 1 881 ) ,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四川成都客居 ,他曾见到有人收藏数册西夏国史 ,王懿荣认为是用梵文写就 ,柯劭指出非梵字 ,是西夏文 ,嘱咐王懿荣速去购买 ,但藏史人视之为…     

试论武威西夏文献的版本特点及价值

武威西夏遗存非常丰富,仅西夏文献一项,在武威就有四项较大规模的出土和发现.本文在全面整理和综合考察武威出土西夏文献的基础上,对其版本特点和价值进行了简单梳理.     

西夏语“头项”词义考

以往学界认为有关西夏汉文文献中的"头项"意为"头领、首领",也是西夏的一种军事组织,这一认识并不准确。传世汉文西夏文献中的"头项"乃是"头绪、种类"等义,而西夏文文献中的"头项"则是"事宜、事项"的意思,可以用作"同位语"。同一常用词在夏汉文本中词义的不对等,说明西夏语在词义衍生的思维模式层面与汉语是不一致的。     

“东方金字塔”面临坍塌

“现在的西夏王陵被风蚀得很严重,若再不进行抢救性保护,这处令世人惊叹的‘东方金字塔’将会不复存在。”银川西夏王陵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无忧虑地说。西夏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党项族王朝,公元1227年被入侵的蒙古帝国军队所灭。为了报复西夏人在战争中屡次诈降,蒙古人将西夏王陵付之一炬。这座由9座皇帝陵园和250多座达官贵人的墓葬组成的陵园建筑     

《宋史·夏国传》人名标点勘误九则

西夏的职官基本仿用北宋之制,但也有不同之处。其职官除汉名官职之外,还有以蕃号为名的官职,即所谓“蕃职”。西夏的蕃职,从现存汉文文献记载来看,主要用于宋、夏之间的通使,而其职位体制,目前尚难作出解释。由于西夏蕃职在西夏史的研究中尚存疑窦,因此,自清以来的西夏研究,就有不少学者对“蕃职”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夏国传》的人名标点。也将西夏蕃职与西夏人名相混,现举九例,并重新校勘标点如下:     

张鉴与《西夏纪事本末》

清朝张鉴所著《西夏纪事本末》为传世汉文西夏史籍中唯一一部纪事本末体断代西夏史 ,与同类西夏史书相比在编写体裁上有突破 ,特别是卷首下载有《西夏堡寨》 ,并附《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 ,倍受后世学者关注。其书不足之处表现在 :首先 ,编史的指导原则是“正统”史观 ,有尊宋贬夏的倾向 ;其次 ,受史书体裁特点所限 ,把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分裂为一些独立的历史事件 ,给了解某时期的西夏历史全貌带来了困难 ;最后 ,原书有许多脱讹衍倒现象 ,利用时要尽可能核对原始史料。     

西夏遗民文献研究的全新力作——《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

2019年11月,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研究馆员张琰玲编著的《西夏遗民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作为《西夏研究论丛》第四辑,延续了丛书严谨扎实的一贯学风,以西夏主体民族党项在政权覆亡后的遗民散居史事为核心,将蒙古帝国建立至明弘治十五年近300年的西夏遗民史料汇于一编,通过西夏遗民文献整理和西夏遗民文献研究两大主题,将人物及其家族世系作为线索,辅以考古资料和当代史学研究成果,全面、细致地编排、整理、研究元明清史籍、文集、方志、金石文献等各种文献中所见西夏遗民史料。这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夏遗民文献汇编,又是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西夏遗民文献的全新力作。     

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源流探赜

正北宋景祐五年(1038),长期活跃于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其杰出领袖李元昊的带领下,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西夏不仅创制了"番文"即西夏文,而且武力强盛,先与宋、辽鼎立,后与金、宋并峙,直到公元1227年方为蒙古所灭,享国190年。蒙古灭夏之战极其残酷,导致西夏的真实面貌长期湮没不彰。直到清末黑水城遗址及丰富的文物文献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西夏的文化艺术原来相当繁盛,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书法。遗憾的是,由     

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

冥契是家属为亡者在冥界购买阴宅的一种契约文书。考古证实,西夏时期民众有在墓葬中放置冥契的丧葬习俗。本文通过对武威西夏墓出土的两块冥契考证,认为西夏丧葬仪轨中的冥契完全是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从其行文格式来看,当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宋朝。     

《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评介

<正>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简称"夏译汉籍",是西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号为Инв.No.6738的西夏文《孟子》,1908—1909年与大批文献一并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被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携往圣彼得堡,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全书十四卷,今存卷四到卷六。这是最晚获得全文解读的一本"夏译汉籍",但每页都有残损,且为行书写本,难于辨认,故出土百余年来一直少有人问津。     

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有关西夏时期以及夏灭入元以后用西夏文字雕印的佛教大藏经,中外学者已经多有论述,如罗振玉①、王国维②、聂斯克和石滨纯太郎③、王静如④、常盤大定⑤、罗福苌⑥、小川贯弌⑦、西田龙雄⑧、野村博(松泽博)⑨、史金波⑩等.然而,关于西夏时期的汉文刻本佛教大藏经,限于资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