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绵绵无绝期——记何亮清、何麟书父子与李端棻

<正>但凡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几乎都会记住李端棻的名字。这位民主先驱、"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贵州、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乐章。特别是在经"戊戌变法"失败、流放新疆又回到贵州后,作为宣扬民主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影响并引导了一代热血青年,使之在波澜壮阔的"辛亥     

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

戊戌变法史研究,早在上世纪末叶即已开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的《戊戌政变记》,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不过,在早期的研究者中间,或者是康、梁的门生故旧,或者是清王朝的遗老遗少,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这一历史事件     

《汪穰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

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是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成立的。有关这方面史料,过去主要根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氵苙)北京大学堂欢迎会演说辞》、《三十自述》等。康、梁的这些著作都是事后追忆,不但资料零星,记述有误,并且迥护矛盾,掩饰真相,以致有些问題,稽索不易。《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以下简称《手札》)存有当年人物信札,为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了许多原始素材。     

戊戌变法前夕的社会心理考察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人们往往强调封建势力的强大及资产阶级的软弱等原因。但笔者认为,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因素,其中由社会心理所决定的社会承受力对于这场运动的制约作用就不容忽视。本文试图分析戊戌变法前夕的社会心理状况,从而证明这些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邝兆江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论者甚至如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所说一样,将康比于宋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将戊...     

康有为纳妾史

提起康有为,略懂历史的人们可能会想起公车上书或者戊戌变法中慷慨激昂的书生来。确实,康有为在近代史上的那些事儿成就了他“圣人”的名号。然而,经过岁月的打磨,康圣人浮出水面的小辫子越来越多,不断遭人诟病。今天就来淘一下——     

书讯

《康章合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揭除重重帘幕,还近代史上两位重要人物康有为和章炳麟以真面貌。作者认为康与章的文化观点的根本差异在于:康深信文化是"普     

张荫桓之死

正在人们的记忆中,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殊不知"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捐躯者不应被遗忘,虽说他遇害不在菜市口,遇害时间也比"六君子"晚了近两年,但他也是因那场变法而获罪,也是面对砍头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成为因变法而殉难的第七位君子。这位值得后人称颂的维新志士,就是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     

明治维新也是“从流血而成”的改革

正今年是中国戊戌变法12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后于明治维新30年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意欲借言孔子托古改制,使光绪亲政推行的改革。无奈终因保守势力阻遏,"祖宗之法"难变,仅进行了百日而以流血告终。"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曾慷慨地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确实,被"戊戌变法"的推进者奉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作为引起日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试论唐才常的历史观

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又字佛尘,在参加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后,以“洴澼子”为号,表示要除旧布新、变法图强的意愿。他在变法运动中先后任《湘学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南学会议事会友、《湘报》总撰述,并在浏阳创办过算学馆和群萌学会。他在宣传维新变法中所做的工作仅次于康、梁,影响颇为不小。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奔走于香港、南洋、日本、上海等地,一方面继续与康有为、梁启超保持联系;一方面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订有合作之约,并有撮合康有为与孙中山协力共事的意图,但未获得成功。     

丘菽园与康有为

戊戌变法时期,丘菽园在新加坡创设颇具影响的《天南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政变发生,他除继续在《天南新报》和澳门《知新报》刊登大量诗外,又出资捐助保皇会,邀请康有为居住他家。至今他的亲属还保存一批康、梁函札。对这样一位爱国侨胞,过去因为     

再论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

戊戌变法时期,各政治派别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给变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要求变法主张者争取广大中间力量的支持,注意推进变法的策略。传统观点因张之洞与康、梁对变法进度不认同而认为张之洞是反对变法和反对维新派的。其实,张之洞是统治阶级中支持变法的中间力量,他与维新派的分歧在于变法策略的不同。     

“文武分治”与戊戌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文武兼修"的一个团体。"文武分治"后,逐步形成了文人清谈政治、武官领兵不带兵,军政大权操于皇帝一手的局面。及至近代,经历了与外战争的惨痛失败,仁人志士开始变法图强以求救国。然而戊戌变法却未能像明治维新之于日本一样带给中国近代化的成功。其原因为何,众说纷纭。但假如历史上"文武"没有"分治","士"这个团体不曾消亡,那么戊戌变法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梁启超为何蜕离“康门”

正虽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淡然,维新派健将"康梁"在此段的历史地位也显然不是主流。但尽管如此,戊戌变法之后二人仍然纠结于政坛,各自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为中国的自立自强而奔走呼号。但之后,二者的关系也是由昔日的密切合作而走向了分裂,这段故事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张荫桓与康有为关系论辨

戊戌春夏间,张荫桓最得光绪皇帝信任,不但与康有为往来甚密,而且向光绪密荐了康有为。康、梁与张荫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矢口否认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致使史籍中关于张荫桓和康有为关系的记载出现了很大的歧义。张荫桓以朝廷大员的身份鼓动光绪变法、安排康有为私见皇帝,并因此而获罪,不应被视为"康党"。     

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保皇党产惨遭“滑铁卢”

正对于康有为的研究,迄今为止,一般的研究者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建树,特别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提出的种种政治改良主张。但康有为对工商实业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在流亡海外期间更是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他毕生提倡的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对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期间的活动关注不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足迹遍及四大洲、共31个国家,     

康有为与朝鲜儒士的交往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甡,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1]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朝鲜儒士痛定思痛,怀着＂国家兴亡,     

张荫桓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探折

在晚清政局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其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向未予以重视。事实上张荫桓与戊戌变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只有全面探索他对变法的态度及实际介入情况,才能看出他到底是否维新派或"康党"。近年来,情况已有改变,且有对其作充分肯定者。本文拟就相关资料进行梳理,以求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