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界碑、道契和外滩公园入园规则——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

"公共租界"界碑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各国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重要堡垒。上海"公共租界"是美、英帝国主义依据它们用武力强迫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美租界和英租界的联合侵华据点。在这个租界区域内,有美、英等帝国主义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1937-1945:日伪与上海"第三国"势力

战时上海“第三国”势力主要指英美等国掌控的公共租界当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日方总的原则是 ,一切以争取对华战争的胜利为前提 ,在不发生正面的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 ,尽量使英、美、法等第三国保持中立。同时 ,采取多种手段 ,逐渐削弱、排挤英美在上海的势力 ,最后达到其独占的目的。全面占领租界后 ,日方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疯狂侵占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 ,努力消除其政治影响。英美终战时 8年 ,虽时有妥协之举 ,但为了其自身的利益 ,为了不轻易放弃在华、尤其是在上海等地的势力和影响 ,未承认日伪上海市政府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

上海小三线分布于皖南和浙西数百公里的山区,从1965年兴建到1988年移交结束,前后历时24年,人数最多时达到7.2万余人。小三线作为上海的后方基地和经济"飞地",自成一个社会体系。如何保障数万人的日常生活,解决他们面临的婚姻、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是小三线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也关涉到沪皖两地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各项政策与协调。民生问题是研究小三线建设这一国家战略政策时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上海金融业与金圆券政策的推行

1948年的金圆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关系,其掠夺性、不合理性的显现有一个过程,上海金融业对金圆券政策态度从遵行、异议、批评到反对也有转变的过程。以往对金圆券政策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政权及其国家行局为主体,以其相关决策及实施为主线,其研究比较简略和狭窄;其实,选择上海私营金融业为考察主体,以当时私营行庄公司如何应对实施金圆券政策的各主要方面为研究主线,着重从私营金融业的基本态度、金银与外汇资产、利率、资本升值和现金增资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金圆券问题本身以及对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研究。     

湘淮集团与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崛起

19世纪60年代,是上海从"江南的上海"向"上海的江南"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湘淮集团一方面通过解除太平军对上海围困,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有效控制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通过采取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以处理日显复杂的上海中外关系,为上海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从而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上海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鸦片战争与上海英租界

鸦片战争是英国向中国发动的一场殖民征服和掠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之一,是中国沿海一些城市,首先是上海,出现了外国的租界,而上海英租界则是上海的租界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对上海租界的研究,近几年来有了较大的进展,但关于上海英租界的建立问题,仍各说不一,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联系鸦片战争来谈一谈上海英租界的地点选择、划定时间和界限以及它的租地章程这几个问题。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尾崎秀实与上海

在上海的三年多的生活体验,对尾崎的一生而言,无疑是极为重大的转折点。他从一个有些朦胧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转变为一个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的实践者。其主要表现为：一,积极参与了上海的左翼文化活动;二,成为佐尔格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不仅如此,这三年多在上海的体验和考察,奠定了他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基本视点,是他日后成为著名中国问题评论家的出发点。     

战时上海的财产犯罪:失业、通货膨胀与饥饿(1937—1942)

淞沪抗战的爆发以及日军随后对上海的围困与占领,给这座城市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犯罪,也因战争的爆发受到显著影响。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年度《警务报告》为基础,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战时上海城市犯罪的历史变迁展开考察,并检讨诱发犯罪的主要动因。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犯罪活动在总量上出现显著增加,但这种数量变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很大差异。从数量上看,财产犯罪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犯罪的最主要形式。随着日军在华中地区实施物资统制政策,上海经济迅速陷入困境,失业、通货膨胀及食物短缺相继爆发。以上三大危机构成了战时上海城市犯罪,尤其是财产犯罪显著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上海产业布局的发展变化

20世纪90年代,着眼于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新思路,上海的产业布局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逐步形成了中心城以三产为主、郊区以二产为主的大都市产业布局架构。在各类工业区建设的基础上,上海又突出发展形成了"东南西北"四大产业基地。由此,上海产业布局呈现出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第二产业立足于城市功能重塑、提高工业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加强对重大产业项目的"政策聚焦",确立了空间发展的内环整合战略和"东西南北"发展战略,依托都市工业园区和城郊工业区,大大提高了产业聚集度。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落实私房政策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初期,落实私房政策是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为此,针对落实私房政策涉及的"央地""军地""地方内部"三种关系,上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最终完成了私房清退工作.落实私房政策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与威信,赢得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充分信任,加强了政治团结,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     

城市地下空间的变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排污系统时空特征研究（1862—1941）

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排污系统由于管道缺乏重力梯度、河流缺乏冲刷能力,无法胜任处理生活污水的职责。20世纪10年代,为应对抽水马桶引入的挑战,工部局决定建设地下分离式排污系统,以实现污水处理方式从“雨污合流”到“雨污分流”的转变。1921—1934年间,工部局参照英美市政工程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地理情况,逐步修建了分主管道、次级管道和入户管道三层级的新式排污管道网络。通过排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的空间争夺与功能联动,排污系统的升级也带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整合。     

日本集中营：上海西侨的黑色记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宣布来自英、美,荷兰、比利时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救国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