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对蒙古族的国语教育政策

“国民国家”构筑意味着将域内全体居民培养成同质性国民。能将国民统合为一体、养成同质性国民的,唯有国民教育一途而已。本文希冀通过考察以东北地区为中心的晚清蒙古族国语教育,剖析晚清政府如何通过国民教育来培育具有同质性的国民这一问题。同时,通过探讨蒙古族对国语教育的反应,考察晚晴少数民族国民教育的实际状态。     

“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

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中国读书人认为汉字作为象形文字难以掌握,为开发民智而制作了多种切音字方案。切音字运动兴起之初,出现了一大批拼写南方方言的切音字方案。20世纪初,随着统一国语观念的流行,方音切音字被很多人认为破坏了“书同文”而受到激烈批评,但其支持者则强调方音切音字不但无阻反而有助于国语统一。另一方面,被诸多国语统一论者支持的官话音切音字也在一些地区遇到了类似的质疑,甚至直接影响到切音字本身的存在合理性。与此同时,汉字在历史上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字统一语言”思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入的支持。不过,汉字拼音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未终绝。     

浅论福州八旗驻防“国语骑射”的保持

清代福州八旗驻防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以后,面对远离自己统治中心的八旗军队,为防止本民族人民因自身优越的地位和在驻防地长期处于福州当地汉人的包围下丢失满族固有的骑射传统和语言文字,因而满清统治者在福州驻防内十分重视"国语骑射"的保持。     

20世纪20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

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于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引介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1908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过兰普雷希特主讲的多门文明史课程;2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对它多有介绍;30、40年代国内学界有更多的介绍及理性评价。透过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从“客分意识”到“国民意识”——牧原宪夫《客分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评介

日本史学界从"国民国家"①角度研究日本近代史,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在90年代末期形成高潮,且其影响持续至今。这除了受当时的西方相关理论著述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影响以外,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减弱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②为此,以国民     

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评《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

正《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文化的帝国》)是王晓德教授历经多年的精心思考与研究创作的一部近千万字的鸿篇巨著。该书以其丰厚的学术含量、精到的创新性观点、宏大的论述构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堪称一部学术精品。20世纪以来,"文化"的内涵越来越深地注入到"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之中。"文化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围绕着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20世纪初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文明身份”意识与仲裁观

20世纪初,扩张主义和仲裁主义这两种在美国同时流行的国际秩序观,既存在冲突,也有相容的一面。相应地,扩张主义者内部对仲裁的看法与反应也呈现出一些共性与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文明身份意识的影响与塑造。就差别而言,鼓吹文明冲突的阿尔弗雷德·马汉坚决反对仲裁,对线性文明进步持乐观看法的西奥多·罗斯福则有保留地支持仲裁,主张文明国家联合的李曼·阿波特甚至还大力宣传仲裁。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文明身份意识都是封闭的、自我陶醉的和带着强烈优越感的,致使他们形成了对不同文化和发展程度的国家间关系的歪曲认识,从而也都无法真正前后一贯地支持和推动仲裁。     

20世纪研究:世纪末的理论视野──“20世纪的世界:回顾与思辩”学术讨论会综述

当前,已到了世纪之交的门槛,对20世纪的研究已经或即将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可以预见,当人类社会正式跨入ZI世纪时,对一个完整的20世纪的学术关切将会继续升温。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新起点上。显然,世纪末的研究与以往的有关研究比较,由于全景式考察条件的具备以及研究者同研究对象距离的拉开,将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而这些新趋势可能预示着整体性的突破。因此,如何把握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是目前20世纪研究中需要思考的问题。为了推进20世纪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交流和切磋新的研究思路,由中国史学会东方…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及“讲标准华语运动”

新加坡面积小、资源少、民族多、方言杂。新加坡刚建国时,需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政府的重要任务一是要处理好族群关系,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二是要走国际化道路,减轻小国寡民对其发展所带来的限制。要想实现以上两点,就需要有一套理性的语言教育政策。自1966年正式实施双语教育40年来的结果证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无论是在协调民族关系、统一国家意识方面,还是在发展经济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     

提高“妇女代表比例”的对策建议

提高“妇女代表比例”是促进男女平等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由于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女性因长期性别分工造成的能力和素质上与男性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级人大“妇女代表比例”一直偏低。为此,国家应努力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氛围,并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促进男女平等发展,为妇女充分参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理性地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备战”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争准备。这次战备 ,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当时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必然反应 ,其决策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这次战备有得有失 ,增强了国防实力 ,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但同时也给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汲取这次战备的经验和教训 ,对做好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不无裨益。     

“文明”话语与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俄勒冈地区的主权诉求

19世纪中期,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的主权,“文明”话语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争夺俄勒冈地区的过程中,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一方面以“文明”的高下之分为依据,证明自身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占俄勒冈地区土地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具有被“文明化”的可能性。围绕“文明化”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突出英国移民的低劣道德品行及其母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它们给俄勒冈地区的印第安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探险者和政治家主张只有具备优良道德品质、先进技术和共和制政府的美国才适合占领俄勒冈地区。但是,对技术扩张和先进制度的强调着眼于快速占领土地和建立政治机构,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他们对“文明化”印第安人的宣称,体现出了“文明”话语的多面性与虚伪性。     

“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人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由是开始了反思,转而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主要表现为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提倡新教育的中国化,呼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一时间,中国化逐渐成为流行语,强调外来之说应用于实际蔚为潮流。但是,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相对以前的西与西战,可以说思想界又出现了中与中战的局面。另一方面,人们有意识地去重塑中国,却无意识地扎进世界里不能自拔;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立,整个思想界还不能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越的系统的清理。     

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

晚清的文字改革一直走着"步武日本"与"规仿泰西"两条路.章太炎1906年主持<民报>后,与日本的"汉字统一会"、法国巴黎的<新世纪>杂志,就语言文字问题展开论争,并创作出学术名著<新方言>.本文试图回到这两次论争的历史背景,梳理参与论争各方的思路与资源,探索学术史背后之思想史,阐明章太炎如何立足于方言,抵抗新时期仿日与崇欧的代表--"汉字统一"论和"万国新语"说.此过程中,他一方面展示了晚清以小学言国粹、言建国者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阐述了以方言为根基、打通古今的"言文一致"观,以言语之"展转缘生"为依据,建立在文化地域亲缘性基础上的"语言统一"论.这两点都对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平等”口号下的不公——论《十日谈》中的双重评判标准

作为体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代表性著作,《十日谈》所提倡的平等历来为研究者们所赞颂。笔者从《十日谈》对佛罗伦萨社会的反映,特别是对宗教生活中的教会人员形象塑造进行分析并与其他世俗人物塑造进行对比,认为《十日谈》所提倡的平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根据对象身份不同而采用了双重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