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国民党游击干部训练班

1938年12月,为了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决定在南岳衡山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借鉴八路军卓有成效的抗日游击战经验。可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一窍不通,无奈之下,只得邀请共产党人派员来衡山,教授游击战。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受命率30余人的中共代     

我的“带队干部”岁月

我是淮南市第三中学的退休教师,现已年届古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因“路线觉悟高、身体健康和作风正派”,被学校党组织、工宣队选中,到农村参加带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工作,简称“带队干部”。由于当时处在“左”的年代、知识分子倒霉的时期,我倒也乐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并积极将自己身上患的痔疮进行了开刀治疗,以便“轻装”上阵,更好开展“带队工作”。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当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干部训练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兼任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长、中央训练团团长,并运用国民政府的力量,在全国举办训练团、训练班、训练所,共训练200多万国民党党、政、军干部,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恶习"、为"抗战建国"贡献了力量。由于军事训练模式与党政干部培训模式不吻合,训练目标与训练时间不匹配,训练内容与训练方法的弊端,以及专制制度的危害,导致干部训练的预期目标没有达到,干部的素质没有根本提高,国民党统治地位没有长久巩固,最终结果是"蒋家王朝"灭亡。     

略论知识分子与“道统”的担当

儒学至宋代发展出道学一派,道学理论和圣人体系组成了"道统",在明代成为封建法定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道统"和"治统"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上控制人民。"道统"逐渐蜕变为"伪道统"。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扬弃"道统",投入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政实践。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抗战时期延安干部的历史教育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延安大兴学习历史之风;高级干部带头,全体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学员踊跃学史。干部历史教育在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史学研究后备人才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边区政府建设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榜样。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演变与发展陕甘宁边区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     

论五十年代中期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基础——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一书中,作者对于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十分关注,用了较多的篇幅对这一专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之所以把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作为他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点,主要是因为这些运动提供了说明执政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关系的背景材料。也就是说,作者是围绕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思想政治运动的。作者的这一研究思路,有一定的道理。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通过引发社会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总结妇女工作经验,确立“时代妇女”应有的价值观.从征稿启事、评审标准和评选结果来看,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奖励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获奖女性对战争、国家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大多未能跳出既有民族解放思维定势,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支配着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贵文贱艺”思想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重心的转移

近代以降,随看中国内忧外患形势的日益加剧,知识分子阶层勇敢地承担起了救国救亡地历史使命。他们或以艺见长,或以突出。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之重轻艺思想的深远影响,近代知识分子阶层只能遵循“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老路子。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此种情形直接阻碍了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     

抗战时期广西的农贷政策及其实施成效

抗战时期,新桂系依据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农贷政策,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农贷的措施.积极开展农贷业务,使得战时广西农贷业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承办农贷业务的合作组织快速增长,农贷数额不断增加,农贷区域也迅速扩大.抗战时期广西农贷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借贷方式,促进了广西农村金融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强化了城乡的金融往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农村金融枯竭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农民的生活.     

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辟了“海外战场”。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各界华侨,克服艰难险阻,通过捐款捐物、抵制日货、回国服务和投资等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

(第一天)上午10点多钟,在台湾大学综合大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讲演。S君是我多年的朋友,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分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问题。他运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     

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问题探析——以1956—1966年高校干部群体为例

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高校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中国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知识背景、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参政行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参政议政在客观上也对党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恶化了党与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且造成了许多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这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张公铺，抗战时期皖东公安干部的摇篮

张公铺,是位于我的故乡江苏盱眙(建国前属安徽辖区)莲塘东南的农村小镇。镇子虽小但在我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它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皖东培养公安干部的摇篮。从1942年春到抗日战争胜利,在这里办了五期公安干部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公安干部。这对当时巩固该地区民主政权和为作战部队提供重要情报起了很重要作用。现就我参加这里第一期公安干部特训班的经过作简略回忆。     

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

两次西风东渐对中日两国影响极大,在同样面临西方殖民势力东侵和西方文明挑战之时,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无可避免地做出了必然回应。在西风东渐过程中,两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中日两国的各自社会条件与文化背景是这种异同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个人的作用及差异也不可忽视。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边区开展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既是中共加强抗日根据地基层社会治理、增加农业生产的一大措施,亦是在革命话语下动员民众改变陋习、洗涤封建残留的一次尝试。加强对“二流子”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流子”对根据地乡村社会的侵扰,增加了农村生产的劳动力,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然而“二流子”改造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即改造过程中“二流子”范围的扩大化,以及过度“怀柔”。这都显示出“二流子”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它不仅改变着“二流子”这一社会群体的命运,亦改变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管理模式。而现代政党权力的强力干预,更使得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迅速向现代化方向转型。     

知识分子何以有“戒心”

英国广播公司（BBC）于1999年公评千年的伟大思想家,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以压倒优势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次是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这是大家知道的事,一位来自挪威的投票者科里森说：“马克思启蒙了数以千计争取自由主义的斗争,他是现代政治思想之父。”另一位投下神圣一票的美国人卡普尔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     

火线与针线：中共军队的军鞋动员与保障(1937—1949)

战争年代,军鞋是战士武装双脚、长征远战的基础物资,也是军队战斗力的关键保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以无偿征派和有偿代做的勤务模式,动员妇女制作布鞋支援军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承以往军需供给的经验,在新解放区适时推广军鞋订购模式,广泛发动各阶级妇女制作军鞋,并克服诸多困难输送前线。作为拉近军民关系的情感纽带,军鞋将身处后方手握针线的妇女与在前方火线上拼搏的战士拧成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保障了人民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