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二轮志书编年体问题的出现及预防

在已出版的二轮志书中,有部分志书出现编年体写法。编年体写法比较简单容易,形式上也直观可读,但它运用于地方志书是不得体的。通过分析二轮志书出现编年体写法的起因,提出编纂人员预防志书编年体写法要做到“三个到位”,即认识志书属性要到位,搜集资料工作要到位,加工提炼资料要到位。以期提高志书质量。     

关于志书凡例中大事记体裁的一种提法之商榷

新编志书大事记的常见体裁大致可分为四种,即编年体、分类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与本末并列体。但是,近年来也有为数不少的新编志书,①在凡例中对于大事记的体裁却作了如下规定,“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或“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笔者以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第一,上述提法似改作编年体为妥。上述提法大约来源于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教材《方志学引论》所持“编年结合本末体”说。这本于10年前出版的教材写道:“以编年为主,适当集中部分具有连续性的事件,即编年结合本末体。当前新编志书的大事记采用此种体裁…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

我国古代史籍之富,浩如烟海,编年体史书便是古代史籍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编年体史书,是以年系事,按年月陈述史事的一种史书,是较早出现的记录史事的一种形式。《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编年体尝以“古史”为目,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将“古史”类改为“编年”类,尔后,历代因之。在史部诸史中,编年体历来占据重要一席,几乎与纪传体“正     

当代中国出版社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系列,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撰,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19年8月出版新编各卷。该系列以编年体形式全面反映新中国各个领域重大史实,旨在为研究新中国历史提供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查阅有关新中国的历史资料提供便利。本系列为多卷本,自1949年起,每年独立成卷,已出版1949年—1963年卷。本次新出1964年、1965年卷和2012年至2017年卷。目前该系列共出版23卷,以后将陆续编纂出版其他年份各卷。     

《大事记》编纂体例质疑

(大事记),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志书的一条纵贯线,大都开篇首列。其记载内容与志书主体内容相互照应,使人读后对该地方的历史脉络大致了了,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其目的不可忽视。现已出版的志书《大事记)多采用编年体,这是日志大事记述体例的继承和沿用。     

近两个世纪华社演化发展的历史图像——评《新加坡华人通史》

正迄今为止,有关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已有数部中英文学术专著。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宋旺相于1923年以英文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和崔贵强于1994年以中文出版的《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前者采用编年体、以十年为一单元,流水账似地记录1819年至1919年的新加坡华人历史。由于宋旺相是土生华人,载入该部史书的内容多与英殖民政府和土生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一批重点收藏图书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是以编年体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领域重大史实的大型资料书,旨在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国内外读者查阅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提供方便。本书为多卷本,自1949年起,每年独立成卷,现已出版1949年卷-1963年卷15卷,其中1960年卷、1961年卷、1962年卷、1963年卷4卷为最新出版。     

续志大事记亦可“双轨”

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中,大事记多为编年体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也有一部分市县志将编年体的“大事年表”和纪事本末体的“大事纪略”并列。如河北的《阜平县志》、山西的《晋城市志》、山东的《寿光县志》、广西的《桂林市志》、河南的《郑州市二七区志》等等。     

纪事本末是方志编年体大事记的应有因素

志书大事记采用纪事本末写法,是编年体大事记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些志书的编写实际来看,＂补记＂和＂溯前＂以及＂事件本位＂记载,用得还很不够。编年体大事记提倡记事本末体写法。编年体大事记只是志书的一部分,是分志记事的提要,不可较多地采用纪事本末体写法,但关照记事的始末因果,增添一些纪事本末体因素,还是很有必要的。     

《汉晋春秋》在史学上的影响

《汉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汉光武帝,终于西晋愍帝,编述了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的历史。此书卷数,各书所述歧异。《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四十七卷,《晋书》本传及《两唐志》记载为五十四卷,今已亡佚。清代学者辑本,常见的有黄爽辑一卷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及《黄氏逸书考》;汤球辑三卷本,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另有王仁俊辑一卷本,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未刊印,流传不广,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众家编年体晋史》所收《汉晋春秋》,即以汤球辑本予以整理校注,而将黄奭辑本中尚有的汤球辑本昕漏略的内容摘出,作为补遗录入,但未与王仁俊     

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

本书是《中国地方志》杂志原主编诸葛计先生,积数十年之力,用编年体编写的一部当代中国方志史,具有学术权威性、信息系统性和工作指导性,是一部当代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教材。全书约70余万字,大32开,800余页,于今年9月底由中华书局出版,面向国内外发行,现已在全国方志系统开始征订,希望有关单位积极订阅。     

评《端州区志·大事记》稿

肇庆市端州区史志办在第二轮修志中大胆创新，将单一编年体的大事记，改革为分门类编年体，每条大事以关键词作条目标题。全文分“大事记略”、“分类大事记”两大部分。“大事记略”依旧用编年体，“分类大事记”分八大门类（二级目），分别是：市政建设、中共党委会议、人大会议、政协会议、群众团体会议、其他会议、[第一段]     

论点摘编

志书撰写出现编年体问题的剖析及防止 寇兴军在《北京地方志》2010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编纂志书过程中经常见到按年度的自然顺序，将原始资料平铺直叙的所谓“编年体”写法。文章认为志书编年体的外在特征是，原始资料按照逐年顺序自然排列，平铺直白记述；自然排列的原始资料在时限上疏密不均、断续不等；大多采用年度记事体，     

在《乌鲁木齐年鉴》撰稿人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我们新疆各族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自治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大好形势下,在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关怀下,在乌鲁木齐市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积极筹划下,《乌鲁木齐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从现在起开始运作,计划1996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区年鉴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代表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年鉴是以编年体为主,逐年编纂出版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0年…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但很少有人将这一发展与史学的普及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对史书体裁、乃至整个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学的普及,而编年体史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纪传体日益兴起并居主导地位的东汉以后,尤为突出。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然而,二者不仅在编撰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史学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也不相同:纪传史是专业性史书,读者主要是专业工作者和士大夫;编年史则具有更多的普及性,主要服务于一般的读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     

《内阁本满文老档》出版

历时5年时间整理编译,由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辽宁民族出版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完成的《内阁本满文老档》出版了。《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记载了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化、习俗、天文、地理以及与周边邻近国家、部族的交往关系等方面事宜。用无圈点的老满文写成。     

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读《清通鉴》

中华民族血脉及其文化从古至今连绵延续、未曾有过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有着良好的修史史学传统。通鉴体 (编年体 )是修史传统中重要的一种体例。在现代社会 ,这种编年体体例仍是必要的。《清通鉴》就是颇可称道的这种体例的史学巨著     

龙三瓦《皇朝小史》的编纂成就与不足

明治八年(1875),龙三瓦将标注史料来源与考异这两种方法首次同时用于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皇朝小史》的编纂。编纂方法的改进,使《皇朝小史》在"史实求真"方面超越了明治维新以前所有的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