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图像看汉代的一人一牛耕田法及其影响

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中有不少反映牛耕的图像,本文采用二重证据法对其进行了考察。陕北绥德东汉画像石中一人一牛的犁耕图,乃是一人扶犁"二牛抬杠"式之省。而一牛双辕犁的使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赵过发明的双辕耧犁,是在翻耕的熟土上播种的,既可用一牛挽拉,也可用人挽拉,其使用贯穿于封建社会始终;二是用于耕田的双辕犁,其系驾法是受牛车系驾法的启发而来,其使用历魏晋至隋唐,直到解放初期还在北方地区使用。     

西藏春耕“第一犁”

西藏的农耕民俗起源和农业文明同步,诞生于原始信仰基础之上。这种古老的信仰至今仍旧是农区人们生活的主流,农耕民俗活动的开展主要发生在开耕播种与开镰收获两个阶段,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机械化的设备作为农耕工具,但是传统中以“二牛抬杠”为首的第一犁,仍是最为让人惊心动魄的春天进行曲。     

论先秦一车驾三马之制

正一、汉代以来的争议先秦时期有没有一辆车驾三匹马的制度(下文简称"驾三之制")?这是一个自汉代以来即有争议的问题。《说文》:"骖,驾三马也。"后世辞书多所因袭。如《汉语大字典》(第2版):"骖,独辕车所驾的三匹马。"《汉语大词典》:"骖,同驾一车的三匹马。"王力《同源字典》认为骖与三、参、糁(三岁牛)同源…,这就是说骖因三而得名。骖字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石鼓     

山东沂水一批汉代铜器

山东沂水县博物馆收藏一批汉代铜器,原系该县文化馆所征集.这批铜器有鼎、壶、鐎、博山炉等。现作一介绍:(图版壹) 铜壶 1件。侈口、微外凸,短颈,鼓腹,圈足。无盖。肩部饰有两道微凸宽带。肩两侧对称饰有二兽面铺首套环。中腹,腹底各饰两道微凸宽带。口径17.5,     

试论草原交通工具勒勒车的起源与发展

勒勒车,又称哈尔沁车、辘辘车、罗罗车、牛牛车等,是草原游牧人就地取材自制使用的木质车辆,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半农半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物.勒勒车的制作,通常以草原、沙地、丘陵上常见的桦树、榆树等硬木树干制作,双辕,双轮,因用途和所适应环境的不同,辕长与轮高、毂的长度、轸的薄厚（舆底部左右两侧与伏兔连接起到提高辕的纵木）等部件,不尽相同,其中轮最高者可达4米多.勒勒车的基本特点是车轮大,车身小,结构与制作工艺简单,方便且快捷,经久耐用（图一）.根据地理环境、用途等因素,经过不同程度改进,能在草地、雪地、沼泽和沙漠地带行驶,载重数百斤至千斤,适于牛、马、骆驼拉行,一般多用牛拉.     

再论王桢农书"水排"的复原问题

作者在本刊1959年第7期上,曾撰"关于水力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讨论"一文,对李崇州先生的"古代科学发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及其复原"一文,提出了商榷的意见,并提出了我们的复原意见:(一)认为李先生对王桢"农书"上"立轮式水排"的复原是不正确的.李先生所作的"立轮式水排示意图",用绳索悬挂着木框,在木框中装置着横立的"偃木",既不符合王桢"农书"的原意,而且这样的复原不可能达到鼓风的效果.因而根据我们对"农书"的领会,另画出了一张复原的立轮式水排示意图.(二)李先生把"农书"上"水排"的"木扇"改换成了"韦囊",就认为是恢复了东汉时代形式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王桢"农书"上的"水排"应该是当时的式样,至多是唐宋以来的式样,不可能是汉代的式样.作者在前文中指出,"立轮式水排"的结构,关键在于"偃木"的装置.李先生的复原设计中,由于"偃木"的装置不对头,又由于对"秋千索"有误解,     

河南登封市出土的铁犁镜与石磨

1995年7月14日,登封市东金店乡高马村牛丰奇砖厂在起土区挖出两件铁犁镜与一合石蘑。铁犁镜2件,大小基本相同。为五角形稍弯弧,正面凹弧平光,背面凸弧,周边有三角形断面的凸棱,中部有呈三条辐射状的凸筋,以增加镜面的坚固性。在两侧的凸筋上下两端各有桥形鼻,共计4个,以便与犁上的箭杆系固。它的下边部直而呈刃状,以便与三角形铁犁平面密切套合。以较完整的1件为例,高31厘米,宽28厘米,边棱厚2．3厘米,中厚0．6厘米,凸筋高0．6厘米。（图一,1）石磨1件,系两扇为一合,上扇破而微残,下扇残存一半。上扇的顶面,在中部凿制成…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浙江汉墓中“熟土二层台”现象分析

近年来,在浙江省各地汉代土坑墓中,发现墓室四边有一个台阶式的遗迹,被暂名为“熟土二层台”。以下试对其形成原因和存在作用作一粗浅剖析。 有“熟土二层台”的汉墓,墓壁均系生土壁,墓内用原土回填,并经过夯打。底部四边普遍有“熟土二层台”,底面平整,其中绝大部分基底的前后两头（一般距前后壁50——70厘米）各有一条横向浅沟。此外,各墓内均遗有完好程度不一的葬具板灰痕迹和棺钉。随葬品置于墓室的一侧或一端,个别墓中两者皆有,但不管何种形式,其器物与墓壁均有一定的平行间距。 “熟土二层台”现存高度多在40——50厘米之间,宽度一般为30——40厘米,“台面”不甚平整,有的呈外高内低的倾斜状。“壁面”较垂直,并往往留有少量的板灰痕迹,个别的还     

河南商城县文管会藏文物精选

商城县文管会,收藏了一批具有一定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出土文物,现选介如下,供专家学者研究参考。汉代陶狗1972年7月,商城县双铺乡樊庙农民挖坟取砖时,将一座平面呈“十”字形的汉墓全部毁坏。随葬品或破碎,或佚散,仅收存一件陶狗,现藏于商城县文管会。陶狗高27厘米,身长23厘米。引颈昂首,二目圆睁,双耳竖立,胸脯饱满,尾巴上翘至后背,六棱形的四肢挺立,颈与前胸束有2．2厘米宽之革带,上饰“○”图案,两革带结于狗背肩胛处,并突出一圆环,似为系缰绳而置,革带前项下饰有一半球形,若悬挂之铃。陶狗通体作桔黄色,局部残留褐…     

我国墓葬壁画的保护方法

壁画的发展与不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习俗、宗教、哲学、美学观念等紧密相连。同时,壁画的制作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古代壁画极具历史、艺术、科学技术价值。墓葬壁画出现并最终形成一种丧葬文化现象是在汉代。汉代墓葬壁画自西汉前期形成以后,不断发展演变并形成了一套非常系统完整的体系,表达了深邃而复杂的信仰和丧葬观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绘画的造型技巧和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墓葬壁画在早期绘画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研究对发表在《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等十余种期刊自创刊至2015年的有关墓葬壁画方面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据此研究了我国墓葬壁画的分布区域及其特征,总结墓葬壁画的保护模式与方法,并就墓葬壁画保护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内蒙古敖汉旗发现胡人骑狮辽瓷像

内蒙古敖汉旗撤力巴乡喇嘛沟村于1984年秋,发现了一尊胡人骑狮瓷像。我们对出土地点作了调查。喇嘛沟村位于老哈河的支流——饮马河右岸,整个村子座落在一处辽代遗址上。东南距敖汉旗政府所在地——新惠23公里。这尊瓷像是社员在盖房取土时发现,同出土的还有其他文物。瓷像通高14.5、长9、宽4厘米。狮为雄狮,侧首立于一长方形底座上,张口伸舌,双目直视,颈挂一铃,背部有鞍鞯。上偏坐一胡人,半侧身。头戴花瓣状的卷沿帽,帽两侧系绳在颌下打结。胡人突额,深目高鼻,大胡须,颈部戴围巾,手戴手套。双手抱一琵琶并作弹拨状,背负一壶。壶系白瓷略泛青,一侧呈弯弧状,外侧起棱。壶与狮腿部有黑斑点。胡人身着的长衣为淡红色釉,局部有细开片(图一)。     

明代重修越西城记碑

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历史悠久,自汉代置县以来沿革代异,越西城几经迁修,至建国后保留下来的越西古城池,是明代嘉靖年间修筑的,其城墙外沿皆用石条砌成,坚固精美,周长约四华里,有石城之称。因形似龟状,又名“龟城”。 近年来,越西县文化馆发现了明嘉靖四年(1525年),“重修越西城记”碑。该碑高大,气势雄伟,圆首方趺,通高380厘米。碑首呈半圆形,底宽140厘米,高78厘米,厚35厘米。碑身长242厘米,宽128厘米,厚31厘米。碑身下有一楔子与碑座相连,碑座呈四方体,座高60厘米,长边178厘米,短边85厘米。碑额正中阳刻二行篆书“重修越     

读物小札:清代的钿子

清代服饰有了满汉之别,而满妆与汉妆都有若干特色首饰,并每以传神之容色现身于小说戏剧曲艺。且看子弟书《逛二闸》中佳人出游前的一番妆扮:"傍妆台,从新梳洗多清雅,真正是大家气概别样风流。穿一件鸭蛋青洋绉厢领袖,更显得琼枝玉貌雅淡温柔。青丝巧挽簪别玉,翠凤斜插两把头。淡扫蛾眉微擦粉,轻匀莲脸趁星眸。穿一双雪青三厢福字履,扎满三篮小皮球。粉颈儿品蓝洋绉绣花手帕,金环儿玉耳轻排六个勾。全无半点尘俗气,打扮得花容月貌绝代风流"①。"翠凤斜插两把头"、"金环儿玉耳轻排六个勾",又一条围在粉颈的"品蓝洋绉绣花手帕",正是满妆的主要特色。     

对一件元青花凤凰瑞兽穿花纹四系扁壶的探讨

新年伊始,有幸在朋友家观赏到一件元青花四系扁壶,令人过目难忘。经朋友同意,愿将此壶介绍给读者朋友们共赏。此壶高39.5、宽29.5、厚9.8厘米。唇口短颈,壶身呈扁长方形,下部微内收。胎釉白润,通体青花装饰。壶腹前后两面分别绘凤凰瑞兽穿缠枝莲花纹与雌雄孔雀穿缠枝牡丹纹(图1、图2);壶两侧各在单线长方框内绘一串枝菊花,上饰三道弯如意纹(图3);颈部绘折枝菊纹。肩部四角圆弧,两侧各饰二条螭龙为系(图4)。平底椭圆形浅凹足,露胎砂底(图5)。整体装饰疏密有致,纹样绘画精细之极,青花色泽浓艳明快。     

萧梁钱币铸造工艺模拟实验

中国古代的铸钱工艺从先秦至六朝皆系范铸工艺,隋唐以后采用砂型铸钱并一直沿用至清代末年。在这两种工艺之中应当有一个技术过渡期,从目前田野考古发现的铸钱遗址看,这个过渡期应在六朝。对于批量铸钱而言,范铸法铸钱技术最高形式即为叠式浇铸,而叠铸技术水平最高者,莫过于萧梁时期的双面纹叠铸范,它不仅以省工省料见长,并且一套范一次浇铸的钱数可达到500枚左右,这是汉代叠铸钱工艺无法实现的。本工作通过模拟实验验证了萧梁时期的无榫卯双面纹叠铸钱工艺的可操作性,力图阐明六朝萧梁时期铸钱工艺中制模制范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与汉代传统叠铸钱工艺的技术比较。     

漫将斧钺观上古封邦建国觅康侯 康侯斧题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西周早期青铜斧,器长方銎,銎口下凸起一周弦纹,短边一侧附一半环状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图1）。同铭器共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2）。两器系20世纪早年同出于河南浚县,为于省吾旧藏。此“康侯斧”尺寸虽小,但器中却蕴含着有关斧、钺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作为礼器之象征与西周初年“封建诸侯”等一系列深厚的历史信息,可谓“小中见大”。     

四川师范大学藏《丁丙年谱》稿本考——兼及杭州图书馆藏稿本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三册《丁丙年谱》稿本,前二册为一套,经过董念棻、李鹏飞等人的勾画批改,字句得到修改、删节,条目亦有次序调整或删并。被勾画删除的文字,在刊本中已经不见踪迹,而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丁氏家族以及杭州公共事务的经济运行情况,补充现有资料对丁丙行迹记录的不足,亦可为校勘《年谱》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第三册则与现藏杭州图书馆的稿本为一套,系遵照前二册的校改意见重新抄写而成,并经过程宗裕等人的批改,字句有所修饰,条目有小幅调整,与刊本更为接近。杭图本入藏后又经过戴维璞修补校订。据两套稿本的批注可知《年谱》编纂中还出现了原稿本和删定本。     

从湖泊名称到聚落名称——“成都”的由来与含义探索

"成都"名称的含义解释一直颇为棘手。尽管自宋以来,关于成都名称的解释已不下十种,但没有一种解释能够令人信服。由于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且古蜀人的语言"颇与华同",成都一词当就是古夏(汉)语。成都名称约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晚期(战国晚期)出现,其时"成"的读音可能为端纽耕韵,"都"的读音可能为端纽鱼韵。汉代西南地区的"×都"地名,是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成都即得名于附近的"滇池",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是水体名称滇池的转化。滇池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最早的文字书写者,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进入古蜀国的楚人。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对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     

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考述

本文根据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以及后出的僧传和禅宗灯史,全面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通过考察揭示出: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禅。幽州地区的盘山系北方重要的禅宗基地,有著名禅僧在此活动。尽管后出的禅宗典籍将它描绘为马祖道的天下,但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书所描述的盘山佛教却不是这幅景象。显然,中唐时期马祖道已经渗入盘山的说法是被后出的禅籍建构出来的。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在叙述中侧重人物生平事迹、时间、地理空间,与当地世俗社会和历史背景紧密相连,重在写实。而后来传世的禅籍却意在突出马祖禅的观念、修行及传导方式,编造一套看似清晰的师承谱系,凸显马祖一系特有的语言系统,在表述中虚实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