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向--"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美国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在讨论中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有关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     

徐国琦著《中国与一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

徐国琦博士的《中国与一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是新近美国学界采用国际史视角研究民初政治和北洋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现就职于美国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从事中美关系及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研究,1980年代曾在南开大学师从杨生     

中国学界对美国环境外交的研究

环境不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各界的重视,同时也作为外交的内容被纳入各国的外交政策之中。作为环境大国,美国也日益重视环境在其外交中的地位,并利用环境问题制约他国。本文从四个方面综合评述中国学界对美国环境外交的研究：整体性研究、政府环境外交政策研究、环境外交中具体案例的研究以及美国与他国环境外交的博弈的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希望加强对美国环境外交的深入研究,更好地了解美国环境外交的走向。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对于 50年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而对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深入。美国学者对这一段外交史的研究带有较大的缺陷 ,其主流观点也经历了三次偏摆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相当滞后 ,零星的成果也是相当粗糙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部分学者只关注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态———越南战争 ,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承继了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决定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外交档案———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于年前刚刚解密。本文试图依据已获得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对 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一次综述性探索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同仁对这一主题的重视 ,并展开争鸣。     

21世纪初期美国对华金融外交——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案例分析

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外交在各国对外交往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分支(1),被各国普遍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保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首要工具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中,这一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外交档案简述

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相关的外交档案,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史料。本文基于笔者在该档案馆长期的蹲点考察,对当下其所藏近代以来与中国有关之外交档案作一综述简介,时间横跨晚清和民国,希冀引起学界同仁重视,并方便未来研究者。     

抗日战争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不过,相对于政治、外交和军事关系而言,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关注仍然有限。近年来,学界逐渐注意到这种状况,并出现了不少成果。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总结和述评,但侧重点似有不同。①目前学界尚无对抗战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研究作过专题评述。本文拟对该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近十年来的进展进行评述,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深入。     

顾维钧联美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顾维钧是民国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的国际政治家 ,其联美外交思想有一个发生、发展及其具体运作的过程。通过考察顾氏联美外交思想来检视当时的中美关系 ,并作出与之相应的价值估量 ,可作为当代外交有效运行的历史参数     

民国时期留美博士对中美关系的研究

<正>进入民国之后,中美两国联系日益密切,中美关系研究逐渐兴盛。其中,同时身处中美两国学界的留美博士生以独特的研究视野、强烈的事功精神,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和探究。作为西方学术视角下研究中美关系的重要著作,他们的博士论文在中美关系研究史和中外学术交流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一留美博士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概况近代以来,国人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极为重要,学界也对此十分关注。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更好地发展中     

尼克松对华政策谋士──文龙传奇

在中美关系史上,一位美籍华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十七代后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政治外交顾问文龙先生。本文披露的是文龙先生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一段秘史。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打破历史的隔膜,应邀来到中国,与中国     

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在19世纪以降的中美关系史上,同时拥有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三种身份经历者不乏其人,如卫三畏、柔克义和司徒雷登等人。由于时代的差异,芮恩施的三种身份经历显得与众不同。在中美关系史上,他的跨界经历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学者从政的缩影。作为学者,芮恩施的学术思想为20世纪初美国远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他利用美国政治学会对中美关系施加学术影响;他利用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来处理一战时期处于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并因此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作为跨文化者,芮恩施虽有促进中美沟通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以美国强势文化的姿态来"帮助"中国的弱势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担任驻华公使前后,以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会学者群体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并致力于建构一种带有浓厚学者气息的中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芮恩施鼓吹的"平等"与"自由"等道德价值,实质上仍是代表美国强势文化的西方价值。     

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与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宋美龄访美与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朱坤泉１９４２年冬,宋美龄以治病为名飞往美国。在美国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她充当了国民政府外交特使的角色,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对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某些特殊的影响。考察和剖析宋美龄访美的背景...     

全球视野下的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

正新外交史学①是针对传统外交史学而言的,在美国学术界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标志是美国外交史学界对传统外交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诸如迈克尔·亨特、入江昭、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罗伯特·麦克马洪和埃米莉·罗森堡等美国外交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走出传统外交史学的危机。经过一大批美国外交史学家的努力,新外交     

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

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王笛随着７０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不是由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而是由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使用的资料，运用的理...     

略论1948-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

1948-1950年中美关系处于模糊状态,美国对华政策也极其不稳定。由于国际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使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等待尘埃落定"的现实政策到采取一条孤立、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外交路线转变过程。     

中美学界关于甲午战争起因的早期争论——以蒋廷黻与魁特为例

甲午战争起因研究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他的观点成熟于1931年前后,但是在1932年与美国东亚史权威魁特的学术交锋中,又展现出其对晚清外交思路的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思考,试图描绘出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走势逐渐形成的具体历史环境,并以此修正美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中部分学者的偏颇立场。魁特对蒋廷黻观点的反应以及蒋廷黻随后指导学生所做的深入研究表明,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学人,在兼顾调和与超越西方的过程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定下了研究基调。     

吴旭君 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的护士长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映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细枝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世界最复杂、最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钱端升、周鲠生等知名学者奉命赴美开展"民间外交"攻势,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对华援助、对日禁运,并将其见解通过军委会参事室直接反馈到决策层。     

夫人外交的理智与情感

外交也可以优雅,也可以“感情用事”,比如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它不是蒋介石越洋操控下的“提线木偶”,也不是中美关系在一定时候的“必然产物”。宋美龄独特的魅力。对美国舆论产生强烈、感性而正面的影响,让总统罗斯福都感到失控。有些时候,她似乎不谈“外交”,只讲“私交”,却总是对国家政局产生影响。然而,夫人外交也不是“万能药”,一旦“势”变了,一切的魅力、才华与情谊都会统统失色。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

新中国成立前后(1948.7—1950.6)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为中美两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对抗和隔绝准备了舞台,而且也拉开了战后美国在亚洲外交悲剧的帷幕。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我们追寻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继承性,无疑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