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和宋希濂之友谊

宋希濂先生在《星火燎原》撰文回忆陈赓将军时说:1923年,我在长沙念中学,因听说孙中山先生派人来长沙招收一批青年去广东接受军事训练,便去报考。考试时,谁知和我并排而坐的就是陈赓(湖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文革"开始时我是上海《文汇报》教科部体育组的记者。我原是上海市建工局属下一个业余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1960年柯庆施提出文化单位里面要"掺沙子",我被选进了报刊编辑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到《文汇报》社。1967年1月初,我、邵传烈、周国荣为负责人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社。到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我被推为"公社"的政宣组长,2月下旬"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

接受撰写林彪传任务,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     

赣粤湘边游击战争与十六字诀的产生

1957年前后,《星火燎原》 “编辑部为核对毛泽东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即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写信向陈毅咨询:“十六字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出来的?” “是不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来的?”     

智取遵义

读了《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王集成同志的《智取遵义》一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借用此题,不揣浅陋,作点补充回忆。     

陈庚和宋希濂之友谊

宋希濂先生在《星火燎原》撰文回忆陈庚将军时说： “1923年,我在长沙念中学,因听说孙中山先生派人来长沙招收一批青年去广东接受军事训练,便去报考。考试时,谁知和我并排而坐的就是陈庚（湖南湘乡人）。我们被录取,一起到了广州。我们到广州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创办一个军官学校（黄埔学校）。     

国民党军的“赵子龙师”

早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军各级将领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曾多次提及在辽沈战役塔山守备战中，国民党东进兵团的“赵子龙师”（即独立第九十五师）以罕见的冒死精神，向我军塔山阵地发动过一波又一波的集团冲锋。如果说这些文字记述还不够具体生动的话，那么在最近拍摄的《大决战》、《塔山阻击战》等影视作品中，则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战斗场面：青天白日军旗在硝烟中飘动，后面是头戴钢盔排成密集方阵的敢死队冲锋队员，各级的主官手持冲锋枪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整个部队就像一团滚动的狂潮，喷射着火焰，冲向我…     

留存信史 接力前行

<正>我与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杂志结缘,始于1999年7月,是年《世纪》第4期刊登我《毛泽东王芸生关于“另起炉灶”的对话》一文。这些年来,我在《世纪》发表30余篇文章,自2008年4月退休至今又担任《世纪》特约编审。若问我为什么钟爱《世纪》？我的回答是：《世纪》留下了信史。限于篇幅,暂且记述以下几件事吧。     

霍勇 酷爱自驾游的男中音

艺术简历1996年音乐电视《巴山之路》获央视MTV金奖。1998年国家文化部"新人新作"声乐比赛银奖。2000年国家文化部举办"中外艺术歌曲"比赛中获一等奖。2001年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金奖。2002年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专业美声铜奖。2004年在大型原创音乐剧《赤道雨》中扮演姚汉唐,荣获第八届全军文艺汇演戏剧表演一等奖。2008年央视"歌声飘过30年"栏目中演唱《生死不离》,深受观众好评。2009年出霍勇个人专辑《快乐老海岛》。演唱曲目《滚滚长江东逝水》《斗牛士之歌》《快乐的马车夫》《我和我的祖国》《黄河颂》《曙光在前头》《大刀进行曲》《祝酒歌》《乡音乡情》《七律·长征》《怀念战友》《可爱一朵玫瑰花》《共和国之恋》《永远跟党走》《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为祖国献石油》《橄榄树》《年轻舰长我为你喝彩》《壮志飞扬》《缆车》《费加罗的婚礼》《三套车》《我的太阳》《快给忙人让路》等。     

希望和期待——《攀登》杂志创刊30周年感言

一校两院刊物《攀登》创刊已经30年了。由于工作环境的原因,我和《攀登》的关系是密切的。《攀登》1982年在党校创刊,我1986年进党校工作,迄今已有26年的缘分。26年中,每当拿到新一期《攀登》,我都会及时进行浏览,对重点文章认真阅读,从中受到过许多启发。     

我的一本书和六本书

去年6月20日,中国藏学出版社和中国西藏杂志社,联合举行了《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的新书发布会和作品研讨会。会上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了我近年写作的七本书。其中六本书是《拉萨掌故》、《节日四季》、《灵山圣境》、《藏地风俗》、《神灵降临》、《雪域众神》,另外一本是我西藏生活24年的回忆录：《我的西藏故事》。     

感谢《史学月刊》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当《史学月刊》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离开河南故乡也整整40年了。正是这个偶然的巧合,再加上我学习历史专业,使我对《新史学通讯》的原貌至今还记忆犹新。我知道《新史学通讯》是在1951年创刊。1952年,我从部队转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历史系读书。从阅览室看到《新史学通讯》,很有兴趣,始知她是在我离开老家时创刊的。那时候,大家都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有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     

对利己主义的无情揭露和鞭挞——夏目漱石的《心》试析

1914年(大正3年)中篇小说《心》先在《朝甘新闻》连载,随即成册出版。这是日本近代文学巨星夏目漱石的晚期作品。当时,从其处女作、长篇小说《我是猫》于1904年动笔、1905牟发表开始,八、九年已经过去,包括《我是猫》在内,连续问世的《哥儿》、《旅宿》、《三四郎》和《其后》等作品以题材的新颖、风格的独异、思想的精     

一个满族作者的反思

我是一个满族文学作者,从1934年十四岁开始文学创作,到1941年底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东北沦陷期从事业余创作七年。在我最初的散文《呼兰旅游漫记》和《风筝的悲哀》里,除了生活实情,我表达的是对童年居住过的呼兰的乡土眷恋。短篇小说《庙会》写的是在我家帮厨的一个鳏夫,一生平静独居,是我在小说里让他去追求一个寡妇的,他受到揶揄,没有成功,表达了我对他的一丝同情。《醉妇》(见86年8月号北京《丑小鸭》杂志)是我幼年的邻居,她自杀了,原因不明。我写她是由于失去爱和过于寂寞而死的,反映着我幼年孤独的心情。在小说《父与子》里,     

回忆与展望——为《史学月刊》六十华诞而作

我是1954年到河南大学(时称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的。工作后就与《史学月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担任过《史学月刊》的编辑、编委,直到现在仍是《史学月刊》的顾问。今年是《史学月刊》创刊60年华诞,仅以此短文向《史学月刊》表示祝贺。《史学月刊》的前身叫《新史学通讯》,是由河南大学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嵇文甫教授倡议,于1951年元月创办的。它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创办的史学刊物之一,由当时的河南大学史地系     

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

一文革后期上海出版过《朝霞》《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摘译》等几本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刊物,其中《学习与批判》从开头到结束都是我负责的,《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我负责的。我来说说这几本刊物。早在1972年,以萧木为主的写作组、文艺组就已经开始出版东西了。最开始是几部翻译作品,只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第一部翻译     

关于《淮海日记摘抄》一文的说明

本刊2009年第7期刊发了庄重先生的《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一文。文中说:"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2010年第7期,本刊发表庄重先生《淮海战役日记摘抄》,其中关于《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我的文学生涯

1955年秋,我毕业于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汽车发动机制造专业,由高教部统一分配到山西大同国营616厂(即山西柴油机厂),搞发动机制造。不久到长春636厂实习,写了些诗歌在当时的《吉林文艺》上发表。1957年1月号的《火花》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年轻人》,以后陆续在《新港》、《延河》、《长春》、《萌芽》、《人民文学》、《收获》、《剧本》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1961年秋调大同市文联任秘书长,做业余创作的组织辅导工作的同时,深入大同煤矿,在矿工中交了不少朋友。矿工的命运,他们艰苦而又神圣的劳动使我动情。我决心为他们写作。到目前为止,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写煤矿生活的。我也曾两次在农村生活了较长时间。第一次是1958年,号召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我虽在工厂搞技术工作,不是下放的对象,但     

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

我介入河南省博物馆藏陆厚信绘《清代学者曹雪芹先生小照》的真伪之争,已经五年多了,但我是至今还不相信这是一幅伪作的人之一。最近读了《中原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关于陆厚信绘“雪芹先生”画象的调查报告》(后简称《调查报告》)以及该刊同期所载的有关此画像的二文,仍然认为这些文章不足以说服我放弃我过去的观点。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为这幅《小照》的真实性作一次《再辩护》。一、《调查报告》的发表过程我第一次访问河南博物馆看画像是在一九七八年八月甘九日。当时,史树青同志已经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论文,彻底否定了这幅画象的真实性。但由于见过画象原件的郭老、黄苗子、吴恩裕等同志都从未怀疑过它是近人伪作,所以也不敢轻信史树青同志。     

在实践中成长——写在《攀登》创刊30周年之际

在我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攀登》是我最早认识的刊物之一,从1982年1月到今天,可以说,我是伴随着《攀登》的成长在成长,转眼间已走过了30个春秋。或许人们对早年的《攀登》没有多少记忆,有些人可能根本不认识,而我却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