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咸同之际湘军瘟疫流行情况及对策

咸同之际湘军瘟疫流行,其爆发之频繁,范围之广,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除战争与自然灾害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湘军医事制度的落后。为保障作战的需要,湘军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力求补救。湘军瘟疫的流行也暴露了中国医疗卫生近代化的迟滞。     

"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

“查士丁尼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但是此次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其极高的死亡率不仅使拜占庭帝国人口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扰乱,进而产生了深远的社会负面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欧洲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变暖影响,中国气象灾害频发。1932年中国23个省市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病。这次霍乱疫病的最大特点是受灾面积广、内陆省区受害重,陕西省死亡人口多达20万。究其原因,它是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霍乱等外源性传染病进入内陆过程的一个集中反映。1932年陕西霍乱是疫病从东向西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现代性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可以作为探讨内陆省区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新维度。     

菑疠与历史：秦汉大瘟疫与人的博弈

正2020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由武汉蔓及全国各地,短期内确诊感染者达数万人,让原本的庚子春节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情促使我们从疾疫史的视野回视历史上人类与灾疫的关系。刘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全方位展示了秦汉瘟疫文化故事和历史真相的另类文明史,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深刻意义。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瘟疫"不是代称或统称某类或某些疾病,而是泛指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和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而且只有其造成一定范围内连续性的死亡病例,并引发     

“查士丁尼瘟疫”考辩

公元6世纪中期,在东地中海地区曾爆发过一次大瘟疫,由于时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他在其著名的《战记》一书中比较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然而,有些学者     

汉末大瘟疫与“医圣”张仲景

正在近代以前的2000多年中,古代中国平均约6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的瘟疫。人们与瘟疫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医生无疑是"战疫"的主力军。张仲景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他不恋仕途,用毕生精力刻苦钻研医术,与瘟疫展开生死较量,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一、汉末大瘟疫自古以来,瘟疫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古代发生重大疫情的次数是: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     

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

公元542—543年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瘟疫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它导致了拜占廷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人口数量锐减和生产力水平的剧降。为了探寻这次大瘟疫的真相,有必要重新研究当时史家对大瘟疫传播情况的记载,对瘟疫的起源和传播路线、瘟疫的症状和传染介质、死亡人数、政府对策及大瘟疫的影响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①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②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1588—1589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

1588—1589(万历十六—十七)年,徽州府瘟疫流行,给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中央政府救疫不力的情况下,徽州社会显示了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1932年霍乱疫情及防疫相关史料一组

霍乱作为民国时期主要传染疫种之一,在各地区多有流行。1932年霍乱首发于上海,而后发展迅猛,感染者众多,共涉及30余省,除新疆、西藏外,几乎遍布全国。本组史料主要为各省市政府关于1932年霍乱疫情发生、防治、救济等与行政院、内政部等来往文书,对研究民国时期卫生防疫史有所裨益。     

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民国时期 ,最早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防疫机构首推中央防疫处 ,它因疫病频发而产生 ,是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在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情况下 ,被迫辗转迁徙 ,前后经历了坎坷的 3 0年。通过中央防疫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旧中国社会政治混乱、经济文化落后对卫生防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成立缘起自古以来 ,我国就一直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 ,伴随着痛苦与恐慌 ,千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1 91 0年 1 0月 ,东北爆发了上世纪我国最大的一次鼠疫流行 ,疫情沿铁路很快蔓延至直隶…     

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

西汉对南越战事中因“暑湿”导致“士卒大疫”的历史记录,或许应当看作对“瘴气”危害的早期记忆。而《淮南子·地形》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东汉至于晋时对南方的开发,留下了更多有关“瘴气”的文字遗存。当时人对于“瘴气之害”的地理分布及其季节性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总结和分析相关文化信息,对于理解汉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显然是有益的。一些学者在对“瘴气”的研究中使用了文化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病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和解释,或许更为重要。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疫病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这对于陕甘宁边区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十分不利。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边区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定了卫生防疫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卫生组织,使广大群众学到了卫生知识,增强了卫生观念,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都逐渐下降,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地方志看四川应对疫灾的机制

历史上的瘟疫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期（280～1949年），由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口迁移，医疗卫生事业匠乏，四川瘟疫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态势。本文依据四川大学馆藏187种方志及相关史料，综合考察历史时期四川瘟疫的特点，探讨各界做出的种种对策，认为总体而言四川没有摆脱传统防疫体制的藩篱。     

饮食卫生与晚清防疫——以京津地区肉类饮食习俗为主的考察

饮食是活人之本,古人多从养生角度,强调饮食宜忌,属自我养护范畴。饮食就种类而言,有五谷、鱼、肉、瓜、果、菜蔬之分。已往研究多着眼于古代饮食文化和近代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本文以晚清京津地区肉类饮食习俗为切入点,拟具体考察时人的饮食卫生观念及与之相关的防疫观念。一肉食在微生物分解作用下容易腐坏,从而失去可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