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以博采人才为嗜好”——以疏荐徽州绩溪人邵辅为例

正晚清名臣王茂荫(1798—1865年)出于公心为朝廷推荐人才,一生中不下数十人,所荐之人大都得到录用。其儿辈为他作的《子怀府君行状》("子怀"为王茂荫之号)中说他"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时事方殷,人才为重,故于宏奖风流,尤注意焉。前后荐剡不下数十人。凡所敷陈,多蒙?纳;凡所推荐,多蒙录用"。为王茂荫遗著《王侍郎奏议》作序的易佩绅(咸丰八     

蒙古文在黑龙江地区的应用

蒙古族在古代是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马背上的民族”而著称。住穹庐毡帐,食肉而不粒。始无文字,刻木为契。正如孟珙在《蒙鞑备录》中所言:“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彭大雅所撰之《黑鞑事略》中也说:“其言语,有音而无字。”“鞑人本无字书……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     

心系乡情国脉的历史教材——为杨东晨同志《陕西古代史》所作之序

杨东晨先生所著的《陕西古代史》一书,约50万字,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兴邦先生在通读书稿后慨然作序。石先生以他数十年从事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坚实功力,以及他“乡情国史萦系于怀”的欣慰心情,精要评述了陕西历史概况及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在此书未出版之前先发表石先生所作之序言,以飨读者。     

王茂荫年谱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一字子怀。安徽歙县人。清道光进士。曾任主事、员外郎和御史等职。咸丰三年(1853)与左都御使花沙纳议订试行官钞简要章程,旋擢户部右侍郎,监管钱法堂。在任期间,曾疏抗内务府大臣肃顺等铸“当十”、“当百”大钱的建议,认为此举势必引起物价上涨,实为“病国”、“病民”之策。四年(1854)提出发     

主编与总纂

古代修志,主掌编务与总纂志书的一般为一人。黎传纪、易平著《江西方志通考,叙例》云：“旧志所署修纂职名,类目繁复,诸如总裁、鉴定、主修、协修、分修、纂辑、分纂、校定、经理、提调、采访等等,不下数十种。本书著录者,仅修、纂二类。凡主持志事之同级长官称‘修’,实领其事或总其成者称‘纂’。”[第一段]     

宁远巡抚丘禾嘉

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袁崇焕出生于广东新莞,这让广东人梁启超先生非常自豪．。他说：“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于历史上求足以当一国之人物者,渺不可睹。”而“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于是,他自谦地说：“蒙虽不文,乌可以已,作《袁督师传》。”照此说来,贵州与广东相比,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更为浅薄。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

吴敬梓《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宋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     

陆游为韩储胄写“两记”招致“见讥清议”之浅见

陆游既有忧国忧民的抱负,又有能文能武的奇才。可是他一生不得志,先以“语触秦桧”（《渭南文集·放翁自赞》）而考试落第,后因诗句招致权贵忌恨而屡屡罢官。尤其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剑南诗稿·病起书怀》）、“未敢随人说弭兵”（《剑南诗稿·书愤》）,为抗金北伐、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满腔爱国热情未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理解,     

论鲁迅与穆旦之间的精神传承

鲁迅在青年时期发表的系列论文之一《摩罗诗力说》里面高度赞扬了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鲁迅是以这样的标准来把他所偏爱的西方近代诗人划入在列的：“今则举一起诗人中,凡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俗所不堪愉悦者悉人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文士”,     

夜郎新议

一、西南夷君长“以百数”, 不是“十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头就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可他在文末又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同是一篇《西南夷列传》,前后矛盾,究竞谁是谁非?这是《史记》留给后人的一大疑案,长期以来无人对此进行剖析,本文拟首先对此作一探讨。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司马迁对西南夷的社会状况是不太清楚的,他在为这些少数     

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辩正

“十年”一词在罗隐诗中频繁出现,其含义往往乃近十年或十数年之谓,说成十年仅是取其整数。罗隐以诗自述科名蹭蹬时所说的“十年”,用法正是如此。《吴越备史》一书首创罗隐“凡十上不中第”之说的时候,或者是误解了罗隐诗“十年”的含义,或者如罗隐一样,也是取其整数。此后的学者谈及罗隐时一直因袭《吴越备史》之说,从无异议,从而使今日的研究者在罗隐应举的次数上总是认识不清。罗隐一生应举的次数,如罗隐自己所说,是十二三次,今日引用“凡十上不中第”之说的时候,需要仔细辨正。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     

爱新觉罗永惠

爱新觉罗永（？——1750年）,字嵩山,别号延芬居士。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礼烈亲王代善第八子惠顺亲王枯塞第三子康良亲王杰书第五子康亲王椿泰之子康亲王崇安第三子。追封礼亲王、镇国将军。能诗善书。著有诗集《延芬室集》。《清史稿》说他“诗宗盛唐,书法赵文敏。晚年独居一室,不与人接,诗多散佚。”《雪桥诗话》则说“嵩山将军永,诗才绝妙。所居水云乡,山房颓坏,一日雨夜浸漏,至不能寝,因得句云：“自信平生多坦白,谁知一夜数移床。”可见其生活之清苦。永隐于酒,也善制酒。曾亲手制成桔酒赠与爱新觉罗敦诚。敦诚见酬以诗,…     

乾隆南巡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经六次巡视江南。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可见他是把南巡当作自己一生中除西部用兵之外的另一重要活动。封建文人把乾隆南巡称为“巍巍盛典”、“熙朝盛事”,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南巡盛典》一类官书所录,也都是溢美之词。当时文禁森严,没有人敢于在文字中留下非     

林则徐爱惜人才识拔人才

在清朝朝野,林则徐是以爱惜人才、识拔人才而闻名于世的。 清人朱克敬在《暝庵杂识》中说：“林文忠公则徐才识宏远而学务缜密。每见客必详问其生平及技能、嗜好与所过山川风俗。所交豪杰,退即令记室籍之,凡四人专司其事。斋中置大柜,函子箱十八,分省以藏籍。有所资考,按籍厘然。[第一段]     

关于“士”名的由来

《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詹子庆同志《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一文,引顾颉刚先生“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之说,论述颇为精到。唯詹文未对“士”之训诂略作考察,是美中不足。《说文》训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此说近人多不以为然.实则士字甲骨文作“(?)”,“(?)”正是古文之十.另一方面,商代军制,以十进     

试谈《榖梁传》对刘向的影响

刘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关于他对《春秋》学的研治,班固《汉书》说他早年即受汉宣帝之命,习《谷梁传》,并始终持《谷梁》义;桓谭《新论》则说他同儿子刘歆一样,“尤珍重《左氏》”。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刘子政左氏说》,提出“不应信《汉书》,疑《新论》”,又从刘向著述中抽绎出《左传》事义数十条,以证《左传》为刘向所宗。章氏的观点失之偏颇,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汉书》的说法。但刘向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谷梁传》的影响,自来语焉不详。本文欲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多为二雅诗 出语有性灵──读曹邺诗

晚唐诗人曹邺,字邺之,桂州阳朔（今广西桂林市阳朔县）人。其行年事迹,由于文献不足,已不可详考,只能略推大概。北大中文系５５级《中国文学史》定曹邺的生卒年为８１６－８７５（？）。曹邺于宣宗大中四年（８５０）考取进士,他在《成名后谢恩门》诗中说：“一辞桂岭猿,九泣东门月。”连续考了十年在三十四五岁时才进士及第,于是有“幽兰生晚”之叹。将其生年定为公元８１６年,是大致可信的。至于定其卒年为８７５（？）,则似嫌过早。得到曹邺奖掖的郑谷在《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中说：“贤人知止足,中岁便归休。”这里的“中…     

海灯和他的《少林云水诗集》──为海灯逝世十周年而作

海灯法师一生中为了参透禅关与精练拳法,曾到处云游“妙龄一衲到诸方”（《习定》）,“古稀不作衰龄想,两脚犹堪踏九州”（《杂吟》其二）,从他云游与住锡的地方,不难看出他的禅学思想之所在,我想从他的诗集里勾稽出一些作品,对他的禅学进展作一点概括。这对于研究探讨《少林云水诗集》恐怕不无一点益处吧。海灯关于少林寺及其相关的诗最多,计有《白马寺古》、《中岳晚眺》、《清明夜祖庭修法》、《少林文室杂》、《嵩山道中闻鸟帝》等多首。他自己也说“我是少林亲子弟”,这是因为少林寺是禅宗的祖庭,是少林拳法的发源地,海灯一…     

中共五大前后的瞿秋白

他,多才多艺,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堪称党内才子。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视他为知己,并题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他。并说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毛泽东曾说,如果他在,领导延安文艺运动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