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

我国学界习惯于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该名称系从英语中的hieroglyphic一词翻译而来。该词源于希腊语hieroglyphilagrammata ,本意为“神圣的雕刻文字”。由于当时国人对古埃及文字的认识比较肤浅 ,从而望文生义盲目套用我国文字学界“象形”之说 ,将该词翻译为“象形文字” ,这种提法在我国各类工具书中广为流布。本文认为 ,把hieroglyphic一词译为“象形文字” ,其实是一种误译 ,并指出了具体原因所在。鉴于古埃及人把文字称为“神的言语” ,因此作者建议把hieroglyphic一词译为“圣书文字”。这样既符合古埃及人的传统 ,又恰合该词的本意。     

谈谈“文艺复兴”一词的含义和译法

在我们的书籍和报刊文章中,欧洲历史上的Renaissance(原文为法语,相当于英语的rebirth、Revival和俄语的,意思是“再生”、“复兴”),被称作“文艺复兴”。这个名称是否恰当?是否应该继续沿用下去?我觉得颇需商榷。 一般的人们,照汉语的词义,很容易把“文艺复兴”理解为“文学艺术的复兴”。然而,在欧洲历史文献     

这样的改译不可取

这样的改译不可取张振鵾面前有两种关于日军编制及军衔的译法：一种是传统译法,把日文汉字搬过来,“直接使用日本军语作译名”;另一种主张“改译”,将“师团”、“旅团”译为“师”、“旅”、“大将”、“大佐”译为“上将”、“上校”等等。我个人从研究工作的经验中...     

"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

本文从学界对“藩属”、“宗藩”的认识和使用,“藩属”的含义和使用,“宗藩”的含义和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今“藩属”、“宗藩”二词的用法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藩属”一词形成于明清时期,是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称为“藩臣”、“外臣”与“属国”。“宗藩”一词则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现代学者用“宗藩”一词指称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和邻国关系的做法并不科学,其“宗藩”的含义和用法不仅与古人对该词的用法明显不同,而且容易形成更多的误解,故而应该改用“藩属”才准确。     

什么是朗玛?

朗玛一词的真正含义说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译成“内廷歌舞”比较准确,有些学者则译为“古典歌舞”。在过去,这种歌舞主要流行于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城市中。最初的朗玛只流传于宫廷及上层贵族社会,后来逐渐传入拉萨及周边地区的市民中,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并常由城市中的民间艺人表演。恰     

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古希腊史研究之一

“英雄时代”是经典著作和世界古代史领域中常见的一个术语,该词原出自古希腊史。本文试图由经典作家的论述出发,结合古代史料、学者研究和近百年来有关的考古发现,对古希腊史上英雄时代的含义、年代和性质提出粗浅的认识。     

中印边境百年风云

中国和印度均为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据有文字记载,中印之间的最早接触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始于经济贸易交流。西汉时的《史记》和《汉书》称古印度为“身毒”,东汉时的《后汉书》改译为“天竺”,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开始改译为“印度”。     

“文物”一词浅析

<正> 文物一词,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专有名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统一使用并载之于辞典的。那么在此之前,“文物”在我国何时出现,其称谓及含义的历史演变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前辈及同行。 我们现在所谈的“文物”一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且该词的含义古今有所不同。     

梁思成的眼泪

1938年,西南联大组建之初,梁思成应邀为学校设计校园。方案设计好后,因经济困难,几经修改,还是不行。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入校长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他的办公桌上,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贻琦望着眼前这位激动的学者,呆呆地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论葛兰西的民俗观

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里有关民俗的论述对意大利民俗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egemonia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首要性、优先性，或可译为“统领权”。从该视角出发，他认为民俗是被统领的下层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民俗观直接影响了学者德马蒂诺，后者据之提出了“进步性民俗”的概念，应用于无产阶级运动。葛兰西的民俗观使意大利民俗学发生了从研究文本到研究生活的转型，并将继续滋养意大利的民俗学研究。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

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建交谈判。交涉中,在国家元首称号上,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建交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     

宋恕维新思想述论

宋恕是近代维新思想家。早在1892年,他就给李鸿章上书,提出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易西服的变法主张。他反对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把秦汉以来的儒学视为阳儒阴法之学。他以复兴孔孟儒学为己任,要在“复教改制”的前提下进行变法。他主张学习日本,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他同情妇女苦难,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其思想在当时维新派中是较为突出的。     

晚清民初中国的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铸造——评于逢春著《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

19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是晚清民国政府构筑“国民国家”的时期。“国民国家”即“Nation-State”,又译为“民族国家”,至于其含义,评者赞同丸山真男的说法:一些以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共同性作为基础的族群(或称之为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具有明确的自觉,并且是针对外部来拥护自身文化的一体性,在此基础上,它把自身的存在提升到政治上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国家共同体,即国民国家。①国民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的线状边界的政治共同体,这种代表“民族—国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萌芽于17世纪…     

文明与文明史研究的再思考

<正>中国上古典籍中早有“文明”一词,大意指人文彰明,⁽(1))与现代历史学中的文明概念所指不同,后者是由西语civilization转译而来。该词在16世纪欧洲已普遍使用,18世纪后期成为指称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及状态的主要概念,与野蛮相对。⁽(2))19世纪以后,在继续保持与野蛮相对的含义同时,文明愈来愈多地被用来表示从精神特质角度考虑的文化共同体。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     

论1956年安倍德卡尔率领印度贱民改宗佛教的原因

安倍德卡尔曾率领印度号称百万的贱民改宗佛教,究其改宗佛教的原因是安倍德卡尔的贱民经历,留学海外,兼之19世纪重新在印度复兴的佛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出于对印度本土文化的热爱,以及安倍德卡尔自身对新佛教的解析都影响着他在改宗时对佛教的选择。     

通颊考

敦煌藏文文书中,常见有mThong khyab一词。关于此词的实际含义,历来说法不一。托马斯在《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中,将其释为“烽火嘹望哨”;乌瑞认为这是一个具体地名;佐藤长在《西藏古代史研究》中,译为“张台”,与托马斯略同;山口瑞凤在《敦煌讲座》中,首次译mThong khyab为“通颊”,把汉、藏文卷子中出现的这两个词对应起来。之后,山口瑞凤著《由汉人及通颊人构成的沙州吐蕃军团的编成时期》一文,引用了伯希和编号藏文卷子(简称P.T.)1113号文书,他认为:通颊是一种部落名称,它与汉人、吐谷浑部落,应有民族上的区别;LHO,似为通颊人的姓之一。但他对通颊的来源和性质均未说明。笔者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藏、汉文资料,对“通颊”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论。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梁燕城博士

近几年来,有一位学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加拿大、美国等地之间,往返奔波,为了把当代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方,同时把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介绍到中国,而不懈努力。他就是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文化中国》杂志总编辑、华裔学者、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客座教授梁燕城。梁燕城1951年在香港出生。他早年曾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中西哲学。后赴美国夏威夷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香港以后,继续进行中西文化的研究,并开始通过多种方式,沟通中西文化。尽管生长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是他从小就心系祖国,有着强…     

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

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陈启能一中国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又译汉学,系指海外对中国的综合研究,一般不把中国本国的研究包括在内。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一词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名。一是“汉学”,这是长期以来的习惯译法,一是坚决反对译成“汉学”,主张一律改译...     

“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

西夏文“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是西夏钱币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日,笔者在撰写《浅论西夏文钱币》一文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现略呈如下,恭请同好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