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杜詩“焚銀魚”看明人杜詩接受中的誤讀與誤用

<正>"焚銀魚"之疑"焚銀魚"一詞出自杜甫夔州時期的七律《柏學士茅屋》。全詩云:"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户團傾蓋,秋水浮階溜决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這首詩不是杜甫的名篇佳作,無論是思想内容還是藝術技法,都算平平。明代之前,在普遍尊     

論陶詩的力量

陶淵明詩歌以自然超妙爲宗,但古今詩人、學者卻不乏陶詩極富力量的各種議論。只是陶詩的力量究竟何在,其存現方式有哪些,卻一直缺少專門論述。其實陶詩同時具有承載包容和超拔絶俗這兩種力量,這源於其人格上曠達深静、疏淡樸拙與憂憤沉鬱、耿介峻潔二者的融合。表現在詩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其力量的存現:其一是從風格上的"左思風力"來審視;其二是從"介"與"拙"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描繪來看;最後則可以從較隱秘的字法、句法、章法上發現這種深厚廣大的力量。     

宋代御藥院機構與職能考論

御藥院是宋代最重要的内廷機構之一。本文將其長官勾當御藥院與御藥院機構分别討論。勾當御藥院雖是職位,實已部分階官化。作爲高層宦官序列之一級,其與皇帝最爲親近,可隨時受其差遣。御藥院作爲機構是官僚系統的一部分,是有核心職能與權責邊界的。本文從醫藥、禮物和殿試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御藥院本身不設醫官,只組織醫方的搜集、按驗和保存;采購藥材、和劑藥品并侍奉禁中;君主有疾則挾醫官入視。御藥院爲君主排辦賜予臣僚或者外交禮物,展現皇帝"個人"的恩禮與眷渥。御藥院又組織在崇政殿舉行的殿試。總的來説,御藥院的職能是局限、零碎且互不關聯的,但共同點則是幫助君主在日常的行政流程中扮演好"皇帝個人"的角色。反過來看,宋代日常政治中對"皇帝個人"角色有了更多制度性要求,是皇權發展的表現。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元代的僧詩:中峯明本的僧風與詩作

中峯明本,元代禪宗楊岐派宗師。生當宋元易代之際,面對蒙元統治者的威壓利誘,數十年屏迹自放,晦迹避世,拒斥權勢與榮寵,度過雲水漂泊生涯。因聲譽隆盛,景仰、隨從者衆,宰相大臣屢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辭;朝廷召見,亦終不一至。他發揚中國古代士大夫隱逸山林的傳統、易代之際不仕新朝的遺民傳統和禪宗熄滅妄念、止歇馳求、解黏去縛、少欲知足的傳統,將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形於詩篇,描寫倘佯山水的瀟灑自如心境,抒發解脫羈絆的閑雲野鶴情懷,所作滲透對於人生事象的深沉思索,對於世間榮華富貴、名利紛爭的鄙棄,清新自然,禪意盎然,是古代僧詩中難得的優秀之作,在詩歌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詩人鄭珍與中國現代性的崛起

正打造学术精品服务教育事业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内容简介:在该著作中,施吉瑞将郑珍视为与陶渊明、李白、杜甫及苏轼齐名的诗人,通过对郑珍(1806—1864年)的深入剖析,探讨了郑珍及其为代表的宋诗派对晚清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借此,该著作发掘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部源头,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從“注”體興起看王弼《周易注》的注釋特色

<正>一"注"體的興起《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的解經之書,大致有"傳"、"記"、"說"、"解"、"訓"、"故"、"章句"等多種體式,其中並無"注"體。其餘諸《略》亦只偶見"論"、"說"而不見"注"。劉師培在《讀書隨筆》"秦漢說經書種類不同"條中分析了"傳"、"記"、"說"、"微"、"章句"等秦漢間解經舊式各自的特點,並認為"後人概以經注目之,失其旨矣"。~①則至少在秦漢時期,不同解經體式間的分界     

再論宋代公使庫的刻書

公使庫"正賜錢不多",在北宋中後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缺口,即收支不抵的情況;但此時尚還不敢多挪用其他經費填補。南宋高宗、孝宗時期,在"著令許收遺利"的驅動下,公使庫通過賣酒、糟等獲得了巨額收入,甚至一度竟能高達"歲用率十數萬"貫。其間的奧妙與方法,台州知州唐仲友是一個典型。按南宋初期刻一字約4.23文足估算,鏤板一書對一州的公使庫來説,如能善於節省、籌集,甚至挪用一些其他經費,還是能做得到。而刻書的利潤至少應維持在40%以上的高位。因參與人數多、經費相對寬裕、核校認真等,公使庫刻書的品質較高。孝宗中後期,因加强了對濫用經費的核查、官員監管等,可以允許使用的範圍縮小,一些經費多溢出來刻書,進而饋贈他人,成了一時風尚。但之後,因開禧北伐導致的物價騰踴、經費緊張、監管鬆懈等,公使庫刻書幾乎是戛然而止、渾然絶迹了。     

宋元至明中期嚴羽詩學接受的誤讀與還原

嚴羽詩學雖然借助《詩人玉屑》及元人詩法等的摘錄、轉引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在宋元至明初較長的時間内都未能成爲詩學的主流,處於被肢解、被誤讀的窘境。明中期,以李東陽《麓堂詩話》的推介爲轉折,其詩學著作方始得以完整、準確的面貌呈現,並被奉爲詩歌理論指導的典範。由此一問題的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思想傳播過程中諸要素間所構成的緊張、互動關係以及文學典範之形成對於文學外部條件的依賴。     

論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多方面的,規範這種家庭倫理關係的有三種力量,第一,國家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價值,亦即禮制文化的要求,它是一種正統輿論力量;第二,浸潤着儒家禮制文化的成文法典——唐律的有關規定,它是通過國家權力强制保證的約束力量;第三,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的角色要有更多的人情意味,形成某種習俗和慣例,可以視之爲文化上的小傳統。但是,這三種力量並非總是形成合力,有時會形成某種張力。本文試圖從唐代父母的角色出發,在討論家庭關係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綱常倫理(大傳統)、成文法律(國家權力)與生活中的人情事理(小傳統)之間的張力與統一。     

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略论宋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成就

两宋时期,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统治者施行的文化政策等因素交相作用,促成了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而创造性则体现在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每一个层面。宋学取代汉学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宋代文化走向全面繁荣产生了深刻影响,先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学和理学,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在不同时代各领风骚,最终由理学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論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

本文通過梳理存世西夏韻書和字典的編排體例以及對漢語音韻學術語的翻譯與運用,論述了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同時指出西夏人對漢語音韻術語的理解和韻書編排的某些"疏失",實際是基於西夏語特點的一種創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十二世紀河西方音的語音特點。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及其對詩歌體式的要求

唐初史臣文論的南朝批評,以回應"南方的失敗"爲其初衷。雖然對"道德"的過度關注,影響了批評話語的理論深度,但其對於人性的理解、權力私化的反思以及文學觀念的構建努力,均展現出儒家文論批評自我體系化的特點。史臣文論批評確立了以不轉韻、尾押平聲之五古爲典範的詩歌體式,但理論的構想常錯位於文學史的實際。武德、貞觀文壇的創作既鮮少關涉南方話題,也在詩歌體式上,表現出對典範的背離。     

再論流刑在北魏的成立——北族因素與經典比附

由於忽視北朝政權的特殊性,既有研究未能就流刑何以成立的問題提供滿意的答案。本文在華夏與內亞兩種傳統遭遇、碰撞、融合的背景下重新審視流刑入律的過程,指出流刑實爲北族習慣法與儒學觀念表裏結合的產物。內亞草原上存在過一套不同於漢魏刑制的流放刑傳統,匈奴、烏桓、突厥、蒙古等都曾沉浸其中。北魏前期推行的流徙之刑,就是由拓跋鮮卑帶入中原的北族習俗。太安年間源賀的上書,既拓展了流徙刑的施用範圍,又將這一部族刑制比附爲《尚書》所載之"流",爲其融入華夏典制提供了可能。在太和年間以律爲治的法制改革中,廣泛運用且被認爲與經典相符的流徙,始以"流刑"的面目被列爲法定正刑。爲營造取法聖人之制的形象,北朝隋唐歷次修律都將流刑包裝成上古之"流"的繼承者,其內亞淵源遂被掩蓋和遺忘。     

论宋代杜诗注释的特点与成就

宋人对杜甫诗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除了杜诗的注家外,一般的学人也经常热烈地讨论杜诗,试看二例：“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舆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     

《左传》杜注对句法现象的揭示

以往研究杜注的学者,大都注重他的名物故训,这无疑是必要而正确的,但是研究若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名物故训之外,杜注中还有一部分极易为人忽视然而却又极有学术价值的阐发,那就是对古汉语句法现象的揭示。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认真加以整理,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是极为有益的。本文下面将分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条述。     

許文雨《詩品》研究考述——兼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範式的現代轉型

許文雨所撰《詩品釋》是現代最重要的《詩品》注本,後經修訂擴充爲《文論講疏》,仍以鍾嶸的文學觀貫穿終始,足見他對此書用功至深。在研究《詩品》的過程中,他既注重文獻史料的積累與開掘,也兼顧學界成果的借鑑與批判;在後續勘訂時又精益求精,補苴隙漏,使其疏釋更臻完備。爲深入抉發《詩品》的内涵意藴,他借鑑源自史部的長編考異法,採摭歷代評論,參以考辨評析;還隨時比勘詩作,融入個人研讀心得。在同行學者或致力於稽考史料,或側重於訓詁字句之際,許文雨開始自覺探求鍾嶸的撰例義理,提出"分體置品"的假設,藉以梳理詩人源流與相應品第之間的關聯,並由此對晚近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範式進行了檢討和反思。     

對《張之洞的别敬、禮物與貢品》的一點補充

新發現的張之洞約寫於光緒二十年初致王懿榮信札,透露了張之洞籌劃慈禧六十大壽貢品的一些想法,可爲茅海建《張之洞的别敬、禮物與貢品》一文的補充。